读书种子方孝孺30

　　记者颜燕燕

　　“蜀王朱椿赐方孝孺‘正学’二字，说明方孝孺在学术、社会、政治影响等层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承接了儒家的道统正脉。”近日，四川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黄铮在访谈时，对明代大儒方孝孺在四川的事迹及与宋濂的思想传承脉络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方孝孺与蜀王朱椿的交集，离不开二人共同的老师宋濂。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初，蜀王朱椿就藩成都后，念及京城求学时的老师宋濂，得知其门生方孝孺居于汉中，便亲笔致信。方孝孺于洪武二十四年始，前后共三次赴蜀，被聘为“世子师”，二人留下大量唱和之作。朱椿将方孝孺安置在如今成都市青羊区方正街一带，并赐名其书斋“正学斋”，这一片区也因方孝孺的文教贡献，成为其在蜀地最鲜明的地理印记。

　　黄铮介绍，朱椿与方孝孺虽未同时受业于宋濂座下，但二人实则为同门师兄弟。宋濂因受“胡惟庸案”牵连病亡后，朱椿念及师生情谊，冒着触怒朱元璋的风险，将其遗骸迎护至成都东郊安葬。成化年间，蜀王朱申凿修缮宋濂墓，并将其迁葬至净居寺西侧，还将净居寺改名报恩寺，同时将方孝孺像奉入宋公祠内配祀，以彰显其学脉传承。如今的方正街，正是后人为纪念方孝孺的正学理念，以及其为蜀地教育文化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而命名。

　　“在四川期间，方孝孺的创作生命力极为充沛，留下了多类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黄铮将这些作品归类：一为与《周易》相关的《周礼辨正》《周礼考次》《周易枝辞》；二是为《帝王基命录》《宋史要言》等史书做点评、校对；三是《逊志斋文稿》。此外，方孝孺还游历乐山、峨眉山等四川各地，留下诸多诗篇。

　　围绕方孝孺思想及其学术传承，黄铮表示，“正学”其实是南宋理学区别于其他哲学派别和佛道思想的特定称谓，朱子学经朱熹及其门人多方阐扬与践行，从被斥为“伪学”发展为获君主认同的官方“正学”。蜀王朱椿赐方孝孺“正学”二字，说明方孝孺在学术、社会、政治影响等层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承接了儒家的道统正脉。方孝孺的学术思想，与宋濂一脉相承又兼具创新，二人携手推动了儒学思想由宋元向明清时代转型。宋濂、方孝孺二人皆是坚定的道统论维护者。而方孝孺的学术创新，更体现在对明代儒学的开拓上，他成为明代儒学“气论”的重要开创者与奠基人，开启了明代“气论”新思潮。黄铮指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其学术思想“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正是对其学术地位的高度肯定。

　　“方孝孺这颗‘读书种子’的成长与他的家风家教密不可分。”黄铮认为父传家学对方孝孺的影响，远胜于其师宋濂。他指出，方孝孺与方克勤在《明史》中均有传记，方克勤廉洁正直，任济宁知府时拒收礼品，居陋室、穿旧袍，其品德深深影响方孝孺的人格塑造。同时方克勤重视教育、崇尚向学，要求方孝孺每日苦读，正是在父亲的引导下，方孝孺20岁遵父命投师宋濂，立下匡世济民的求学志向。

　　对于方孝孺文化IP的活化打造，黄铮提出可借鉴四川“三苏祠”的文旅一体化成功经验，首先要加强方孝孺文化的时代化、年轻化、大众化表达，让传统精神贴近当代生活；其次要注重方孝孺文化与海内外其他地域的联动，整合各地文化资源；第三还应结合其思想，与高校开展产学研融合活动，挖掘学术与文化价值。此外，在黄铮看来，方孝孺文化IP的核心，是要凸显其作为正直知识分子的道德与勇气，让“正学精神”在文化形象塑造中可感可知，让它在当代焕发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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