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邦德

　　大师之艺术背后，必有“大”而“充实”之人文内容为依托。潘天寿艺术的不朽，正是缘于潘天寿本身具有丰富鲜明的人文思想和精神气格。他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这样的观点：艺术品为作者全人格之反映。无特殊之天才，高尚之品格，深湛之学问，广远之见闻，刻苦之经验，决难得有不凡的贡献。好的画，好的诗，好的字，一看就能使人的思想境界提高一层，要注意内心、胸襟的培养。

　　潘天寿50岁以后，画上题款多为“雷婆头峰寿者”，这与他早年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雷婆头峰的故事在潘天寿的故乡宁海冠庄一带可谓家喻户晓。冠庄村的九泡龙潭，从前有九龙作怪，年年洪水泛滥，吞噬田禾，苦害冠庄百姓。居天庭之雷婆闻之，下凡怒镇九龙，从此冠庄一带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玉帝得知，遂令雷婆速返天庭。可雷婆不忍抛却苦难百姓，拒绝归庭。玉帝乃命托塔天王于雷婆头上压一石塔，使永做山村野婆，遂成山顶一峰。百姓感恩其德，称之为雷婆头峰。雷婆头峰在宁海县地图上无法找到其踪，在冠庄附近的群山中亦算不上高峰。但潘天寿视其为故乡山川的代表，绝不会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其中既有对不畏强暴，济世救人理想的向往，也有对其中倔强的抗争精神的崇敬。浙东自古多刚烈之士，宁海人尤其崇尚骨气。家乡先贤，明代大儒方孝孺不畏朱棣篡夺皇位之淫逼，以死相争，毅然拒绝起草诏书，结果株连十族，837人顷刻间死于非命的故事，潘天寿从小耳熟能详。而且，他在家乡入学的正学高等小学即以纪念方孝孺(方正学)命名。现存宁海柔石故居的遗物中，有帧方孝孺的画像，背面“永远保存”的字样即为潘天寿所题。

　　潘天寿曾经借五四运动来表达他对家乡的爱等于对民族的爱的理念。他认为之所以五四运动能深入人心，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对卖国二十条的恨和对欺侮我们中国人的洋鬼子的恨；二是对生我的本乡本土的爱、对亲人朋友的爱、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爱、对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的爱。他曾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往野地里跑，对着山，看半天，对着水，看半天。眼睛在看，心里在想，想那些山和水有关系的事情。其实，都是人的事情……我倒是和山水交上了朋友，和花草树木交上了朋友，有时一人自言自语，人家说，你是在和石头说话吧，我说，石头就是我自己呀！”他曾解释道：“石头是没有思想的，但画家是有思想的。石头给人的感觉是耿直不与一般人同流合污，其实石头不过是结实一些而已。由于作者思想耿直朴厚，就容易去选择合适自己脾气观念的石头。”从中我们不难理解他对家乡、对民族以及对民族艺术的挚爱。

　　潘天寿认为“笔正则画正”，“心正则画正”；人品不高，落墨无法；人格方正，画品亦高；人品不高，画品也低档。后世千百年，人们所要学习和追求的，是人品高和画品高的艺术。不论何时何地，崇高之艺术为崇高精神之产物，平庸之艺术为平庸精神之记录，此即艺术之历史价值。艺术的教育作用是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达到的，是潜移默化的陶冶。尤其是山水花鸟画，要让人在赏心悦目中提高精神境界。潘天寿的艺术观既强调了艺术的社会功能，又避免了违背艺术规律的狭隘的功利主义。他一生言行一致，始终贯穿着对这一崇高精神的不懈追求。

　　对潘天寿来说，艺术已成为他的生命形式，成为了他的精神依托，而绝不会像当今不少人一样将它视作一个饭碗或者博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举例来说，他平生从不卖画，视金钱为草芥，曾有许多海外华侨和外宾愿以几千美金乃至几万美金的高价购买他的画，可他总是坦然谢绝。有一次，当时身居中央要职的康生要他去北京作画，他也以“自己还是在杭州家里习惯”的理由拒绝。他早在30年代就说过：“美情与利欲相背而不相容。去利欲愈远，离美情愈近；名利欲愈炽，则去美情愈远矣，惟纯直坦荡之人，方能入美至境。”潘天寿的思想操守和精神境界，以及他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崇高格调，正是“美情”与“美之至境”的结晶。他的“名利之心不得不死，学术之心不得不生”的专业精神和学术立场，犹如警世名言，在当下更显振聋发聩、发人深思。

　　1969年年初，他被押到故乡宁海冠庄批斗，继而用三轮卡车拖到县城继续批斗。批斗完，夜里不但不给棉被盖，竟还让他蹲着过夜。在返回杭城的途中，他在捡到的一张香烟纸背面留下了他一生最后的一首诗：“莫嫌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又沉冤。”回到杭州，他竟然把这首诗写在“思想汇报”里交到了迫害他的“上面”，其结果自然是遭到更加凶险的摧残。难怪刘海粟在回忆潘天寿时说：“他这个人太刚直，太认真，硬碰硬，所以吃亏。”

　　潘天寿曾引用罗丹的话说：“做一个艺术家，须先做一个堂堂之人。”他以倔强的傲骨、正直的节操证明了他无愧为一个气骨强悍的堂堂的艺术家。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语境下，中国书法目前正处于一个复杂的“当代”境遇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冲击。如何强化书法的生命力并保持其本土性和独立性的问题就成为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而潘天寿所留下的“强其骨”的学术思想和艺术精神显然具有当下意义：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远远超越了笔墨情趣、结构张力乃至个人风格等艺术形式本身，而是在于他对文化传统的清醒理解与把握，对艺术传统的不断超越。他的继承性，使得书法艺术始终保持着“民族性格”；他的变革性，使得传统书法永葆强盛的生命活力。这在当今某种急功近利的泛艺术观看来或许是过时的，然而，将书法放到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汇的历史基点上来看，潘天寿的意义无疑是极其切实而深刻的。然而，艺术的演进无时无刻不在包古容今、借古开今的嬗变中递进，它永远呈现为一个过程，永远没有截然分明的新旧之分，也永远没有泾渭分明的第一个与“最后一位”之别。潘天寿在书法上对传统的现代形态的转化没有也不可能十分全面与彻底，但他的这种能够穿越时空界限，连接现在和未来的艺术精神，拥有感动现在和未来人们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