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夏，潘天寿从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他在家乡当乡长的父亲秉璋先生，早已为这个长子毕业后的出路前程而处心积虑，好容易得到乡友潘惠成的“照拂”，让他到上海一家日本人经营的“三井洋行”当个职员。
　　五年浙一师，潘天寿在力主“人格教育”和与时俱进办学方针的民主革命教育家经亨颐校长和众多学有专长的时代俊彦一同身体力行的这所新型学校的哺育下，不仅课业成绩优异，还特别接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各种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新学说，又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使得他原先在家乡历史文化薰陶下的人格理想——特别如方孝孺那种刚正不阿的气节情操，在这里得以赋予了“热爱祖国、振兴中华”这样颇具时代气息的现实内涵。学校对他小少时在家乡即情醉甚深并取得一定成绩的传统书画艺术的爱好和特长，还因材施教地让他受业于艺术教育家姜丹书。不惟如此，潘天寿还不时向同是诗书画印“四绝”的艺术家经亨颐校长和“二十文章惊海内”的艺术大师李叔同，既是翻译家、文学家又是书法家的夏丏尊，以及研究达尔文进化论，而书法艺术又别具一格，被康有为誉为“浙江第一人”的周承德等诸位名师请益。诸位名师长年累月的悉心调教，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潘天寿的心田，无论是在艺术的精神理论上，还是具体笔法技艺上，使他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他正下定决心，矢志向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的振兴民族艺术的殿堂挺进，以作为明日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理想目标。可是毕业离校了，又该怎样踏进社会、怎样在谋生中追求理想？却终又觉一片茫然，心中无数。父亲既已给划策好这么份洋职业，而且言谈间还显得既关心又兴奋，自己虽然很不中意，却深感父命难违，只好抱个试试看的心情，勉行就道了。
　　“三井洋行”，在上海外白渡桥脚下，系日本人开设的一家商行。由于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屈辱媚外的政策，中国在外国人的眼里地位低下。洋行里的日本人，对待中国员工，经常侮蔑地颐指气使，态度十分傲慢。在五四运动中参加过“抵制日货、爱护国货”行动的潘天寿，耳闻目睹行里的一切，觉得都与自己格格不入，特别是看到一些国人在日本人面前打躬作揖、俯首听命装笑脸的丑态，尤感有损人格和国格的尊严，深自为之感到耻辱和难受。没多久，他也不征求父亲的同意，便卷起铺盖，一径离行返回家乡。在母校正学高等小学，过了一年一面教书，一面“种菽粟于砚田”、“怀奇珍于文席”的继续钻研诗书画艺的清淡生涯。

　　抗日战争爆发后，潘天寿挈妇将雏随杭州美专内迁，辗转于江西、湖南、云南、四川、福建诸省山村间，奔波于抗日烽火兵尘中，含辛茹苦地历尽种种艰难，常为“烽火连年涕泪多，十分残缺汉山河”而痛心疾首，从不谋求一分私利。1943年夏，东南联大与英士大学合并，迁入浙江云和，潘天寿任英大艺术教育系图工组主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慕其画名，并通过他的夫人——曾是潘天寿早年在上海美专时的学生孙禄卿一再婉为请求，一向淡泊自守，不甘与官僚买办、无耻文人同流合污的潘天寿，这次碍于学生的关系，就给画了二幅，对方汇来了润格1000元，平生从不卖画、视金钱如草芥的他，这时却有意收下部长的钱，用来接济了几个贫困潦倒的学生。抗战胜利，国立艺专迁返杭州。潘天寿为安定学校，恢复教学秩序，事必躬亲不辞劳瘁地做了大量的工作。1947年夏，为了摆脱一些人争名夺利的倾轧便辞去校长职务，专心致力于艺术创作和教学。新中国成立后，康生因慕其名，几次托人带信请他到北京去作画。那时的潘天寿未必对康生会有什么看法，他只是素性质朴淡泊，维护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既不善官场上的应酬，更不会趋炎附势追名逐利，因而不觉就漠然置之了。约在53—54年，一度曾与潘天寿在美院共事的雕塑艺术家刘开渠，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里碰见了康生。康生就对他说起了他请潘天寿到北京来画画他都不肯来的事，显得很不高兴。刘开渠只好婉言向他解释，说潘先生在浙江住惯了，南方人不大愿意到北京来，生活上不适应；但是他画画还是非常努力的。这样总算勉强给挡了过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潘天寿就莫名其妙地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国民党特别党员”三顶吓人的帽子而关进“牛棚”，轮翻批斗的空隙，还被押到校园扫地、拔草、背垃圾。一个暮秋的上午，天色阴沉，秋风萧瑟，潘天寿正在打扫校园，不觉有两个青年人来到他的身边：“劳驾问一声：这里的潘天寿老师在哪里办公？”潘天寿抬头一看，并不认识他们，听口音，无疑是来自宁海的家乡人。“我就是潘天寿，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这一平平常常的回答，把两个青年人惊呆了好半天。平日在家里，他们常听到长辈以骄傲的口吻说：我们冠庄出了个潘天寿，是个大画家，浙江美术学院的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前年还到家乡来视察过，亲切热忱，平易近人，是个大好人……尽管没见过面，但与今天眼前这位面容憔悴、神情凝重中带有几分凄楚、特别还是个打扫卫生的老头，脑子里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霎时间，一个不祥的预感压在了他们的心头：他自称潘天寿，岂会有假，是不是他不幸遭到委屈了？懊悔自己真不该到这里来找他的麻烦……潘天寿见他们疑疑惑惑，又重复了一句：“我就是，有什么事，你们就照直对我说吧！”两个青年人终于鼓起勇气，嗫嗫嚅嚅地说出了来意。原来他们都是冠庄潘家人，前些日子到江西去“削洋纱棍”，不仅没有赚到打工的钱，反而亏空了盘缠，好容易“乘白车”到了杭州，却已身无分文无法回家，无奈之下找来美院，想向他借点回家的车钱。潘天寿听罢他们的诉说，很表同情地答道：“好！好！虽然我今天被审查，已经几个月没发工资了，不过你们这点回家的路费，我总应该帮助解决的。请稍等一下，让我去想想办法。”他转身去了好一会，重又回到原处，递给两青年20元钱：“数目少了点，可以到家了吧？用不着来还的！”同时还说了几句鼓励他们回家好好劳动生产的话。可谁又知道，为了照顾这家乡的两个青年，铁骨铮铮的潘天寿，是怎样无可奈何地向看押他的“造反派”好言请假，又是怎样找谁暗地里说明原委，才求借到这钱的呢。这20元钱，分量还着实不轻呵！

　　这就是潘天寿——吸吮宁海大地母亲的乳汁长大，跳出大山的包围，在民主革命家经亨颐他们的人格教育下成长成熟的品德端方、正直善良的艺术大家潘天寿！他逝去已逾35周年了，但却永远活在宁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中。“文革”开始时，他画了毕生最后的一幅画《梅月图》，图上题有这么首诗：“气结殷周雪，天成铁石身。万花皆寂寞，独俏一枝春。”这题画诗，是否有点透露着他对当时学术界的一些感受和自况意味，笔者不敢妄加臆测。但在上述忆念的几则故事里，他那强倔的爱国精神，谈泊自守又热心民众的节操风范，却是那样鲜明地在我们面前闪耀着它的光辉。对照当前钻营利禄，荣辱观颠倒，风气浮躁，以至人格沦丧的一些知识界现状，就越令人感到它超越时代的永恒的审美价值和教育意义。
　　潘天寿常说“笔正则画正，心正则笔正”，“心正者，人之思想道德品质也”，“人格方正，画品必高，人品不高，画品必低劣”。不管我们学什么，做什么，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理应必须方正。潘天寿穿过岁月的烟云，正在高空中审视着我们，我们将在不断学习他的品格中前进。
　　2006年10月29日子夜灯下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