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从潘天寿书法艺术看民族精神之特征

                                                         祝遂之

    潘天寿先生是我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他的书法气魄沉雄，丰姿挺劲，一如他的绘画，具有独创的精神。我觉得潘先生的书法很特别，很有个性，与他的画风很一致，都是在经意之中表现了一种高品位的自然。他在诗、书、画、印中的配合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近人无出其右。

    潘天寿先生青年时期因受清季碑学书风的影响，对汉碑《石门颂》、魏碑《二爨》等碑研习较多，由此奠定了他奇肆书风的格局。潘天寿先生后来在指导后辈学习书法时经常说要从汉碑入手。我体会他的意思是汉碑高古，上接先秦篆书，下开南北朝碑版书，是书学的关键，这是清朝近三百年书学的主脉，也是潘先生书风中最成功的因素之一。

    中年以后，由于结交师友的增多，眼界的开阔，又经过他长期不懈的努力，对明季雄强一路的书风有着精湛的体会，结合自己的个性，写出新境界。自明季以降，雄强书风一直占据着书坛的主流，无论王铎、黄道周、倪元璐、八大山人，还是后来的伊秉绶、邓石如、吴昌硕、沈曾植等，无不如是。潘先生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点，并进行天才的发挥，把书法中的“巧”与“拙”、经验与激情结合得天衣无缝，这就是他的创造。与陆维钊、沙孟海先生一起，交相辉映，在中国美院的学府里形成强大的师资阵容，影响之大，辐射全国乃至国外。

    潘天寿先生的书法，吸收了历史上许多书家的优点，不拘泥于某一家的形似，而是追求一种体大精深的境界，这对后人很具有启发意义。潘先生的思想应该说是非常文人化的，但他的书法极具艺术表现力。我认为他的书法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大家研究：一、他很讲究骨法用笔。南齐谢赫在其所著的《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作为大画家的潘先生对此经典之论，肯定领会湛深独到。潘先生平时很喜欢用“强其骨”这方印章，这是他心理的写照。他在《论画残稿》中曾经提到：“落笔须有刚正之骨，浩然之气，辅之以广博之学养，高远之神思，方可具正法眼，入上乘禅。”他中锋用笔，入纸很深，讲求逆势，追求平中带奇的味道，像是从《瘗鹤铭》、《玄秘塔》中来，又很难说指出更接近于哪一家，这就是本事。他的用笔还很有金石味，这与他早期曾师法吴昌硕很有关系。吴昌硕一生写《石鼓》，强悍霸气，对潘先生有一定的影响。潘先生比吴昌硕写得更硬，更有险峻之感。二、他很讲求安排。讲求安排就是经营位置，包括结体和章法。潘先生在这方面比之其他书法家更有优势，他将黄道周、八大山人的结体巧妙地融进碑中，善于造险，又善于抢险；善于造势，又善于抱势，一些字的造型显得格外生动而又有沉着的气魄，天骨开张而有寻丈之势，此大饰非一般小巧者所能比拟。在处理章法方面，潘先生善于从大体出发，抓大势，抓整体，富有艺术构思，既清晰，又巧妙，谨严中又富有变化，绰约多姿，充分发挥了他在绘画上的才能。如果说吴昌硕是以书入画的话，那么，潘先生就有点以画入书的味道。

    潘先生旧学宏博，融会贯通，对诗歌、史学、印学、画学、书学等专门之学都有很深的研究。对于潘先生本人来说，其意并不在专门。他之所以身体力行加以提倡，实是从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处着眼的。他最著名的观点：“画事不须三绝，而须四全”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他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也曾多提到绘画与诗文、书法、篆刻的会通关系，认为：“中国传统绘画是文史、诗、书法、篆刻等多种艺术在画面上的综合表现，就更和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变革紧密地联系，这是很自然的。”这些话实际上是概括了我国传统书画发展的基本规律。

    潘先生从小接受的是典型的传统文化教育，浸润很深，传统国学对他一生的治学方向、思想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他能在周围人大量倾向“西化”时，保持住清醒的头脑，并因此把中国美术学院传统书画方面的教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潘先生这种一贯地坚持调和会通的态度，抓住了传统书画之本。他所坚持的不是不思变革的抱残守缺，而是有创造性的建设，可以说是他发展了传统、开创了新的教育模式。

    六十年代，中国美院书法专业创办之初，潘先生在陆维钊、诸乐三、沙孟海、朱家济、方介堪等教育家的支持下，确确实实在学问、人品、修养等方面树立了榜样作用，并为后来书法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潘天寿先生对于传统的高度认识，在实施书法教学计划时多次提出基础的问题。他说：“在校五年，主要就是要打基础。”“书法班真草隶篆诸种书体都应学，这是基础。”“不能急于求成，要慢慢来，要接受多方面的修养。基础要打好，底子要宽厚，再慢慢创风格。”他在书法课程安排时提出“七分读书、三分写字”的计划，同时还提出“三分读书、五分画画、一分写字、一分其他”的国画系学生课程安排计划。可见他对读书、写字等基础知识的重视程度。凡从事学术研究都必须奠立广博的基础，一门高深的学问就好象一座金字塔，基础越扎实，塔顶就越高、越尖，书法也是如此。在书法专业创办之初，潘、陆诸师就非常明确地要求开设诗词、古文字、古汉语、绘画、题跋、写作等课程。随着我自己从事教学时间的增长，就越体会到老一辈教育家们的用意所在：培养专才是建立在通才的基础上的，即使在专业上有了一定的成就，仍须进一步努力，在融会贯通上再下功夫，才会接近高的艺术境界。

    此外，他还要求学生学习书法取法要高古，格调要雅正，切忌俗气、匠气、火气、草气、闺阁气、齷齪气。他的书法主张，处处是以正统为依归的，这可从当时的师资配备、课程设置上看出。潘先生自己的书风“奇而不失其正、华而不坠其实”，也正是这种书学思想的反映。中国美院书法专业之所以办得成功，在当代书坛起到了“起衰济溺”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上述老一辈教育家科学的教学思想是起到决定性意义的。

    潘先生创办书法专业，是从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出发的。潘先生所处的时代，是国家民族处于危难的时期。他饱受困苦，目睹了种种的灾难，因此就更能觉悟到文化传统对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他之所以孜孜于传统文化之倡导与维护，我认为是出于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时代使命感。而且，其中的前瞻意识确实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三十多年来，书法艺术的发展总体上看是健康的。许多有识之士挽救民族文化，对于回归传统呕心沥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书法热中，也不免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颓废的流风习气也被简单化地吸收进来，使得青年一代对传统民族文化产生了隔阂感。原来中国书法讲求的全面性、整体性、文化性遭到了支解，使人们开始远离传统，从决定书法的本质精神中游离出来，使书法艺术原有的自然型的形态与本质性的特征遭到了支解。民族精神在潘、陆、诸、沙诸先生眼里，尤其是书法艺术更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缩影，要很好地继承和呵护，让其更加弘扬而壮大，书法艺术家应从本民族的艺术精神和形态中走出创新的道路。

    我始终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文化本土化会越加强烈，而不会是泯灭民族特性的。更何况，文化的全球化需要各种文化的互动，它不意味着经济落后国家的文化必须向西方靠拢，那是一种媚俗的心态。我时常在思考这些问题。思考之余，我越发坚定信念，这不仅是优秀的文化传统所给予我的，也是潘、陆、诸、沙诸先生身上所凝聚的最令人感动的精神所指引的。

    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一定会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心目中油然升起崇敬之意。

    有一位叫“山山水水”的同学刚写了一篇“造访潘天寿故居”，在此发一发，活跃活跃课堂气氛如何。如班竹认为不妥，就叫“山山水水”收回。

                        造访潘天寿故居

    身为宁海的书画人，最感到骄傲的是宁海出了个潘天寿。

    潘先生的家乡在浙江宁海的冠庄，旧属回浦乡，距县城北五公里，现已并入城关镇。

    我对潘先生和潘天寿故居似乎另有一种情感，应该说，也的确是存在着一些缘分的。我祖母家也在冠庄，祖母的父亲和潘先生的父亲是这个大村子的两个同榜秀才，两家素来相交甚密。我祖父又是潘先生回乡任教时的学生，他们的姻缘还是潘先生作合的。我每有机会来冠庄时，差不多都要去潘天寿故居看看。

    我第一次去看故居的时候，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看上去具有江南风格的，但又有些独特的四合院。院落不很大，外观也不十分方整。台门向西，前有照壁，两侧有马头墙相护。令我感觉最特别的是，这个环周路径均为卵石铺就的独立院子，从外面看，有一种肃穆凝重感，而一进入院内天井，更多感受到的是宁静、整洁和安详。

    潘先生的祖父名期照，是清代“国学生”，据宗谱载，他“学纯手里”，家境“日充日拓”，“田亩较前增加数倍”。潘先生的父亲学名秉璋，人称“达聘先生”，是清光绪年间的秀才，德才誉里，民国以来，任乡董、乡长30余年。由是可见，出身在这个耕读世家的潘天寿先生，其人品和才情还是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的。故居就坐落在村之西北角，始建于清末，为潘先生的父亲所建。在故居正厅内额枋栲格上，至今留有“容膝易安”四个刻字，正是潘秉璋的手书。这四字应该是取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故居两处照壁上各写有一个福字，一个是集礼器碑的，清劲秀逸，另一个是章草，活泼简约。岁月沧桑，故人已去，这些仅存的文字，似乎在默默地昭示着昔日潘家的浓情氛围。院内的正房和两横厢都是二层的楼房，1897年，潘天寿就出生在东次间，这里也是以后他与前妻姜氏女的婚房。从出生及以后的整个少年时期，他都是在这个院落里度过的。1915年，19岁的潘天寿从家乡正学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到经亨颐、李叔同等先生的熏陶指教，学业大进。1920年夏，青年潘天寿从一师毕业，因经济无力升学，回到宁海正学高小教书，工作之余，仍刻苦自习绘画、书法、诗词、篆刻，无一日间断。1922年转浙江省孝丰县（今安吉县）高等小学教书，又进一步转展上海、杭州等地任教，自1928年定居杭州后就很少回祖居了。直到1962年，潘先生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来宁海视察，曾一度于此与乡亲叙旧。并记诗一首：千山复万山，山山峰峦好。一别四十年，相识人已老。乡情亲情，情深意切可见一斑！

    1985年，宁海县人民政府为纪念潘天寿先生，决定修建潘天寿故居。此举得到省文化厅、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院）的大力支持。在修建的过程中，也注意到文物的发掘和征集工作。在故居发现暗红色的毛竹笔筒一个，上刻水仙山石，旁附一诗：“一片清幽水石间，剧怜幽子步姗姗。生尘犹诮陈思赋，始信才人下笔难。”经鉴定，为潘老年轻时的刻品，用刀果敢、爽劲、大气。又有大橱两口，其中一口为潘先生的大女儿潘秀兰珍藏并捐赠，橱门上留有潘天寿年青时亲手题刻的联句：“种菽粟于砚田收成有日  怀奇珍于文席待聘有时”。从落款来推测，应是潘就读一师期间的作品。颇受康有为的影响，体势雍容而遒劲，与同期送同乡学长柔石（左联烈士）的书作风格相近。只是因刻品关系，少了几分洒脱，多了些许端庄而已。我们一般很难与潘老后期的书风相想象，但这确是真品无疑，沙孟海老来故居时也作了这样的鉴定。现在这口大橱仍保存在故居。

    1986年故居经修缮，正式对外开放。在此特别一提的是，为了纪念潘天寿诞辰九十周年，1987年9月5日宁海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邀集了京、沪、杭各地艺术家、专家云集宁海，其中有沙孟海、陆俨少、唐云等艺术大家。他们参观了故居，并纷纷题词作画，为故居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墨宝。这些作品后来编印成册，而大部分原作，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93年划归了县文物办妥善保管。

    故居在96年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维修，并对整个院子的房屋作了合理的布置，除保存了潘先生以前生活起居的卧室、书房等外，还安排了画室和一些展厅。卧室、书房里布置了的是一些征集来的潘家遗物，展厅里布展了一些潘先生的生平照片和一些作品的水印件。还有一些展厅里布置的是潘先生的学生和县内书画爱好者，为纪念潘先生所作的书画作品。明间客厅的正前方挂了林散之书写的“潘天寿故居”匾额，台门正上方挂的是刘江给故居的题额。

    故居在1993年被列为县级文保单位，1997年被宁波市委公布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8年被浙江省公布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在我采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县文物办的徐老师告诉我，潘天寿故居正在申报为省级文保单位，他说获批的可能性很大。

    潘天寿先生是我们宁海的骄傲，宁海县人民政府还在95年新建了潘天寿中学，99年新建了潘天寿广场，现在，潘天寿故居还是宁海对外开放的一个人文旅游景点。家乡人在以各种方式纪念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