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伟望
庆幸，1977年高考我考上了。
在现在的我们看来，1977年，应该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那年，因为有了高考，中国没有了冬天！570万考生，经预选复试，录取27万。而我能成为那27万当中的一个，当然有自己的兴奋。试想这样的好事，让我这个懵懵懂懂，不知大学门朝哪开，大学就只能报出北大清华的撞上，不是幸运是什么？因为那时，我真一点不知大学是什么，说来可笑，我竟不知大学分文科理科工科。可是当听到人们的祝贺时，看到红榜张贴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却也有了一分欣喜，那份爱读书的心被激活了。红榜上的名单也真的给我带来了希望和温暖。
大学，记得高中毕业时，我们还根本没提到过。我们听到的仍旧是到广阔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同学自己戏称是回大队去，为世界人民，尤其是为非洲人民修理地球——我们的身份是回乡知识青年，是可以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建设者，我们还傻乎乎地有一份“与天地奋斗其乐无穷”的革命豪情。大学，在那时我们的心里，没有崇高也没有美好想象。教授，在经过多年批判后，在我们心目中是臭老九，是“马尾巴的功能”。所以当我在“热火朝天”的镇海炼油厂工地当“建筑工人”时，听到“大学”这词眼，听到考大学的事，真的一点不动心。当家里打电报让我回家，到家后知道是考大学的事，我还满肚子不高兴：我好好地在城里当“工人”，考什么大学！要知道那时候当工人是非常光荣的事，我能出去“打工”是经过生产队同意大队批准的，机会得来不容易。后来碰到高中老师，听到他们对大学生活的描述，看到二十七八、三十好几的人也成群成群地挤在破教室里，似乎得到了鼓舞，也就迷迷糊糊地跟着听课，跟着做习题；看到他们课后热切地讨论，也凑上去好奇地听；油灯下，也拼命地啃书记公式。说来让人笑话，我们那时真说不上纽约在大洋东岸西岸，还奇怪天下竟有“高屋建瓴”这样的词语。
现在记不清了，是几月份参加宁波地区初试的，也记不得是几时参加省里出题考试。时令确实在秋冬，但我心里没有冬的感觉。忙忙碌碌地考过初试，红榜上有自己的名字，很快就复试。好像被谁推着似的，骨碌碌地转，有失望，有懊恼，有希望，有欣喜，不知什么时候又到力洋进行了体检。记得作文考的是《路》，我们兴奋地议论过自己的读书之路；数学考试时，有一个考场试卷上漏印了题，我们考完出来，他们的试场还在考，听说他们的试场是经上级同意让汤志鸿老师在黑板上抄上题目，最后延迟半小时结束考试的；地理考完后，我们拼命研究，终于找出了华盛顿在哪块大陆上。像这样的笑话真多。接着填志愿，少得可怜的几个大学，加上二十七八、三十好几的人成群成群的，有大学哪还轮得到自己？再加上我还有退路，考不上我还可回火热的建筑工地，考上考不上，我还真不放在心上。看到大学名单上北大有个图书馆专业，我就跟同学说，图书馆专业很好，一辈子有书读，那就够享受的了，文科其他没什么可填的，就填个北大图书馆专业吧。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也真填了。现在想来，那时的自己真如想吃天鹅的癞蛤蟆，一点不自量。
转眼到了1978年，我母校两个班应届近120名同学中，只有一男一女两同学进了浙大，其他一点没戏。考了一次，对高考似乎有了点感觉，在老师和父母的催促下，我也不回镇海了，我也从不懂文科理科到听从老师的意见，正式确定考理科，心定定地参加母校为我们安排的复习。3月中旬，忽然听到高校有“走读”的消息，没过几天，我们就有了再填志愿的机会。当时宁波没有一所独立大学，有的是一所浙师大宁波分院，最后，我被录取进了名为“宁波师范专科学校”的小学里的“大学”。当年我们长街区共考进了11名大学生，记得母校为78年应届生定的高考目标就是22名。我算是77届在长街红旗学校考上的四个应届生之一，我们自称“红旗”牌。
1977年高考，我还真的考上了！我庆幸。从此我有了强烈的感恩之心，我感谢那个没有冬天的77年，我感谢那个没有冬天的77年里给予我希望和温暖的师长和时代。从此我带着感恩之心投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一走三十年。
同心手机杯“我的高考之路”有奖征文启事
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1977年冬天，被诸多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的确，那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考试，它所恢复的不单单是参加了那场考试的570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得以重新复兴和兴旺的基本。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在“同心手机”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特发起“同心手机杯
我的高考之路”有奖征文活动。
征文对象为恢复高考后的历届高考学生，高校类别不限于全日制普通高校，也包括自考、电大、成人高校招生等。要求以自己的难忘经历和真切感受再现那段“峥嵘岁月”。
征文文体要求是散文、随笔，字数限在2000字以内。征文截止时间为今年10月底。届时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颁发证书和奖金。
来稿请寄：《今日宁海》专刊部，信封上注明“征文”字样；或电邮至：nhxqf1796@163.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