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捐赠事件”，俞星伟一脸无奈与不安 　　本报记者　汪晓东

　　民间收藏，一个古老的话题，最近因为一部法律的修订而变成炙手可热。
　　10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经过修订的法规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明确了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可以相互交换或依法转让。

　　“盛世收藏兴”，民间收藏在我国是一个巨大而活跃的市场。然而，与之对应的管理体制已显过时。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中关于私人收藏文物这样规定：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民间文物流通只能处于“地下”状态，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中，“民间收藏文物”一章占了很长篇幅，对于民间收藏取得文物的方式、不得买卖的文物等作了明确规定。民间文物的正常流通由此得到法律的认可。

　　这个法，文物界苦苦期盼和等待了很多年。

　　俞星伟的无奈———看到出土文物去举报，人家以后就躲着你，还何谈保护？

　　人物背景俞星伟，28岁，浙江嘉兴人，民间收藏爱好者，一度以收藏出土黑陶出名。1996年和2000年，他分两批将自己收藏的近600件史前石器、陶器和玉器等藏品捐给当地文物部门，孰料却引来不小麻烦，因为他捐赠的是出土文物，应属国家所有。有人认为，虽然俞星伟捐赠的动机和客观效果是好的，使一大批史前文物避免了流失破坏，但是，其文物的来源和占有文物的过程是违法的。“俞星伟捐赠事件”当时在国内文物界、法律界引起很大争议，目前仍无定论。

　　坐在眼前的是一位帅气文静、穿着时尚的青年，难以想象他从事文物收藏已有10多年。现在的俞星伟不再做收藏，而是搞起了仿古黑陶工艺品的加工。

　　为什么要把自己花钱买来的文物捐给国家？俞星伟说，那是因为他觉得放在博物馆比放在自己家里强。一则，博物馆的存放条件好；二则，这些灿烂的祖先文明应该有更多的人了解。文物法规关于出土文物的规定，他自然知道，但在文物市场看到出土文物去举报，他难以做到。不是说怕报复，而是你举报了一次，人家以后再也不理你了，还何谈保护？因此，他出钱有选择地买一部分，并把它们捐出来。

　　话题转到民间收藏。俞星伟认为，民间收藏是客观存在，非法黑市、私挖乱盗也客观存在。“堵”，只能使民间文物交易陷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假货满地且流失税收。所以，从法律上鼓励民间收藏，是有序管理的好办法。俞星伟认为，鼓励“藏宝于民”，对文物经营者依法征税，应与依法打击盗窃、走私文物同时进行。“文物是人类共同的财产，谁能把文物保护得更好，在谁那里收藏就是最合适的。”

　　何晓道的等待———文物只有流通起来，才能得到有效保护。“我们一直等着这个法”

　　人物背景何晓道，39岁，浙江宁海县大佳何镇农民，民间收藏爱好者。10多年前，曾在上海摆地摊卖古玩，4年后回老家从事乡村家具收藏。今年5月19日，由他创办的江南民间艺术馆正式落成并对外开放。这个占地7亩的艺术馆收藏的“十里红妆”器具300多件、明清时期的门窗格子300多件，成为我国江南民间收藏之大观，为研究明清时期社会文化提供了实物模本。

 　“我们一直期待着新的文物法！”心直口快的何晓道在电话那头大声说。如今，他不但名正言顺地办起了个人博物馆，而且理直气壮地卖起门票。

　　“第一部《文物保护法》是1982年制定的，20年后，这个法在很多方面与实际不相适应。”他想起自己在上海摆地摊的场景：“那时候，摆地摊卖文物的很多，大家都没有经营许可证，都属违法经营。这在全国很普遍。”何晓道还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规定乾隆以前的文物不能出口，乾隆之后的文物可以出口但要经过鉴定。这样的“死”规定不符合实际，也没有阻止珍贵文物流失国外。诸如此类的规定还有不少。

　　说到出土文物，说到“俞星伟事件”，何晓道有很多感想：“出土文物属国家所有，但事实上有多少人在收藏啊！‘俞星伟事件’出来后，很多人说，现在出土文物不敢要了，他们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因此降低。很多出土文物就此流失了。这种矛盾，随着新的《文物保护法》出台，有望缓解，却仍无法彻底解决。我认为，文物只有流通起来，才能得到有效保护。”

　　“文物人”的感慨———将出土文物的所有权与收藏权分离，可能是保护出土文物的好办法

　　陈建江（嘉兴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处处长）：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越来越感到原有文物法规的滞后。仅就民间收藏来说，以前需要大挖土方的建设一般由国家进行，发现文物上缴问题不大；现在很多是个人行为，发现了文物不一定上缴，才有了发生“俞星伟事件”的根源。

　　“藏宝于民”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促进文物保护，却也可能引发私挖乱掘的问题。地下文物的保护，靠我们这里几个人是不行的，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关心支持，建立起文物保护的网络。

　　方包清（嘉兴博物馆馆长）：这几年民间收藏十分活跃，甚至出现了个人博物馆。在嘉兴，个人收藏不下万人，绝大部分是个人爱好，藏品以传世文物、商店购买、私人捐赠的居多，当然也有少量出土文物。

　　我国地下文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中国有5000年文明，全国2200多家博物馆馆藏总量不过2000多万种。国有博物馆受多方条件制约，不可能把所有文物都保护得很好，很多县级博物馆设施陈旧，甚至把出土文物晾在窗台上！有些文物放在民间可能会保护得更好。各地建设方兴未艾，随时会发现出土文物。就嘉兴而言，是良渚文化、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的发祥地，史前文物比较丰富。发现这类文物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及时向管理部门报告，文物部门对上缴文物者适当给予奖励，这样就能避免出现“俞星伟事件”。像俞星伟收藏的文物，考古价值并不太高，因为它们离开了原来的环境，无法考证其文化背景，十分可惜。

　　卢炳均（浙江省文化文物市场稽查队副队长）：1987年前，国人基本没有获得文物的正常渠道，文物商店的文物是要用兑换券购买的。1987年以后，文物开始内销，但文物商店是惟一渠道。新《文物保护法》扩大了人们取得文物的渠道，将极大促进文物保护。文物在流动中，不断寻找新的主人，最终总是被最喜欢它的人拿走，从而得到最好的保护。我认为文物管理应抓住两头：一是地下文物不能流入市场，二是国家珍贵文物不能出境。除此之外，普通文物应尽量放开。贫困地区一时没有足够财力保护文物，可以依法流动到发达地区进行保护，总之先保护好再说，这也符合“保护为主”的方针。

　　浙江的民间收藏十分活跃，仅登记在册的收藏爱好者就有6000多人，我们重点是联系好两类人员：一是资金雄厚的职业古董商，二是爱好收藏的企业经营者。我们主动为他们提供服务，如辨别真伪、讲授文物保护知识等。事实上，国外非常重视民间收藏，不仅鼓励还有资助。这样，不但文物保护好了，文物的流向也掌握了。这种方式值得借鉴。

　　如何避免再出现“俞星伟事件”？浙江今年出台了一个办法，就是所有权与收藏权分离。我们规定，今年5月1日前，流失在社会上的出土文物必须登记，个人保留其收藏权，但不得买卖；明年5月1日后，禁止个人收藏地下文物。

　　本栏照片均为本报记者汪晓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