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文人趣味”已经渗透到“女子服饰”这一生活层面之中，文人们心目中有其理想形象，并经常在诗文中加以描绘与议论。
　　
　　服装配色强调淡雅，不喜浓艳色彩，这是第一个表现。
　　
　　将“红装”作为女子的代称是自古有之并沿用至今的习惯，从古至今，这类例证简直数不胜数。仅有唐一代的诗歌中，就可见“开箱验取石榴裙”的武媚娘（武则天《如意娘》 ）、“一枝红艳露凝香”的杨贵妃（李白《清平调》 ）、“紫袖红弦月明中”的抚琴者（白居易《夜筝》 ）、“红绡带缓绿鬟低”的闺妇（白居易《闺妇》 ）、“血色罗裙翻酒污”的歌女（白居易《琵琶行》 ）等等，连狐狸精变为美女媚惑人，都是“头变云鬟面变妆，大尾曳作长红裳”（白居易《古冢狐》 ），在诗歌中，这些身份各异女子的共同之处大约有两点，一是美丽，再就是均身着鲜艳的红色（或相近颜色）的衣裙。另外，诸如《步辇图》、《簪花仕女图》、《永泰公主墓壁画》、《阿斯塔那壁画》等当时写实的绘画和出土的实物资料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的女装确实以鲜艳的色彩为主流，除了红色，还有“染作江南春水色”的衣料（白居易《缭绫》 ），“天寒翠袖薄”的佳人（杜甫《佳人》 ）等等， 像“麻衣如雪一枝梅”（武元衡《赠道者》 ）的形象并非没有，但比较少见，而且这首点名是写女道士的诗歌最后还以“若到越溪逢越女，红莲池里白莲开”来突出主角的美，也从反面说明了当时红装的流行。
　　
　　明代文人的审美趣味较之唐人风貌有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之一就在于对服饰色调的偏好有所改变。如李渔《闲情偶寄》中的表述：“予尝读旧诗，见‘飘扬血色裙拖地’、‘红裙妒杀石榴花’等句，颇笑前人之笨。若果若是，则亦艳妆村妇而已矣，乌足动雅人韵士之心哉？”
　　
　　李渔生于晚明而主要活动于清代，博学广识却与仕途无缘，入清后更是绝意于做官，专心从事文化活动，很多思想观点依然与明代文人一致。《闲情偶寄》中重视女子服饰色彩的素淡，如“青之为色，其妙多端，不能悉数” 、“吴门新式，又有所谓月华裙者，一裥之中，五色俱备，犹皎月之现光华也，余独怪而不取，人工物料，十倍常裙，暴殄天物，不待言矣，而又不甚美观” 、“盖下体之服，宜淡不宜浓，宜纯不宜杂” ，连用作首饰的花朵，都是“白为上，黄次之，淡红次之，最忌大红，尤忌木红” 、“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艳，只宜压在髻下，暗受其香” ……在唐寅的《秋风纨扇图》、《李端端图》、陈洪绶《仕女图》等明代艺术作品中，也能屡屡发现文人的同声响应；再如前文之“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艳；见客宜庄服，远行宜淡服，花下宜素服，对雪宜丽服”云云，除了冬装，无不强调“淡雅”、“端庄”等特点，而与之相应的色彩只能是素色，而且“艳”、“丽”色调的服装仅限于整体环境偏于黯淡的冬天，“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实是比春夏时的风貌更加素净，作者的审美理想由此可见一斑。
　　
　　服装款式讲究程式化，突出女性“贞静”的韵味，这是表现之二。
　　
　　如前文所引，女服要讲究“宽衣阔带，大袖广襟”、“儒者气象”、“词人韵士妇式”，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女式服装的论述可以以三点总结，大抵与此异曲同工：一是衣服的裁剪要有整体感，衣缝越少越好，像用成千上万片碎片拼合而成的“水田衣”应该摒弃 ；二是色彩要统一，尤其是保护衣领的云肩，务必与衣服一色，“若衣色极深，而云肩极浅，或衣色极浅，而云肩极深，则是身首判然……此最不相宜之事也”，又因为“此物在肩，不能时时服贴，稍遇风飘，则夹里向外”，所以“云肩之色，不惟与衣相同，更须里外合一” ；三是裙幅应当多褶，因“褶多则湘纹易动，无风亦似飘摇” 。总之，要求“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 ，其审美效果也以“儒雅”为特色。
　　
　　若将其与唐代服装形制比较，相差就更为明显，像唐人那种坦然接受既有“广裁衫袖长制裙”又有“回鹘衣装回鹘马”的心态，在明代是绝对找不到的；而赞美女性矫健利索，欣赏“倾城最在著戎衣”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小头鞋履窄衣裳” 等的唐人风情，则更是从来没有明代文人笔下出现过，倒是对“娘子军”等的不以为然时可见到 。
　　
　　首饰、鞋袜等也是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的装扮还少不了化妆，明代文人对此的审美理想依然是雅致意境为贵。
　　
　　仍以唐代为对照，唐诗中，“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微蓋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 稳称身” ……都是以首饰、华丽的装饰等突出美女的姿容；面容化妆也多种多样，有“春日凝妆上翠楼” 、“云鬓花颜金步摇” 的浓妆，也有“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的淡抹，甚至还有“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 的“时世妆”出现，真令“后现代”扮“酷”的“新新人类”都要自叹弗如。而时至明代，则转而推崇“一珠一翠，一金一玉”、“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 等，如果女子佩戴了较多首饰，不是被评价为“簪钗行列，倒插满头，何异卖花草标”，就是“但见金而不见人……是以人饰珠翠金玉，非以珠翠金玉饰人也” ；化妆则务求“微施粉泽，略染猩红” ，否则，过分装饰，如“丹铅其面，粉藻其姿” ， 或者不讲究化妆方法，例如染唇，应“一点即成，始类樱桃之体，若陆续增添，二三其手，即有长短宽窄之痕，是为成串樱桃，非一粒也” 则均为不雅。
　　
　　值得注意的是，明文人对戴珠顶翠的否定并不是因为经济拮据，李渔就曾说过，“（簪珥）不可不求精善” 、“富之家，无妨多设金玉犀贝之属，各存其制，屡变其形，或数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皆未尝不可” ，至于妆容应该是何种模样，更是单纯的审美问题。可见在其时文人心目中，女子最美的妆饰效果就如淡墨写意画一般，重淡雅忌繁琐。
　　
　　唐代女性以丰满、健壮为美，保持天足，而大约从五代、宋以后，兴起缠足之风，在明代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社会风气，文人笔下不时能见到对“三寸金莲”的描绘与赞美，鞋袜也以烘托、装饰、强调小脚为目的。如“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越瘦，可谓制之尽美又尽善者矣” 等论调，与“妇人之体，宜窄不宜宽”、“妇人之腰，宜细不宜粗” 等审美理想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