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永权/文

　　徐霞客是著名的行者，多数读者知道《徐霞客游记》，后人也有“奇人奇书”之说。但在当下视旅行为休闲、娱乐、放松，甚至简单等同于“健康生活方式”之一种的情形下，许多人对这位出身世家，宦途有望，却终身万里遐征，寄情于大自然的行为多有误读，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乐于、痴迷于游山玩水的人。 事实上，他的行为，包括著作的最高价值既不在于游踪，也不在于文字，而在于其超越于前人的学术成就，及身体力行，注重实证考据的行为方式。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徐霞客”专题研究中，曾考证徐霞客生当明朝末叶，其时我国生活生产力已有高度发展，作为时代精神特征之一，中国知识界也更加注意自然科学与技术研究的重要性。有一批像徐霞客一样的人都把注意力转向了自然科学的探索，以至生产技术的总结和传布。如李时珍经过野外采集、鉴定，著有《本草纲目》；宋应星更是从生产实践经验出发，著有生产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等。

　　徐霞客、李时珍、宋应星们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传统“文人”工作方式与价值观的转向。在地理学领域内，徐霞客的成就最直接、最明显地反映了这一世代精神，从而冲破了旧传统的羁绊，向着探索大自然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他在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特别是对于石灰岩地貌的考察研究，于全球范围来说也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比起欧洲人所做同一性质的广泛调查，早了一个多世纪。

　　只可惜，徐霞客等人的行为方式并未构成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他们是传统文化环境中的异类，也没有被统治阶层利用，上升为国家行为。而后，随之而来的改朝换代，连年战乱，最终又使得中国社会错失了类似于西方近代社会般的发展模式。

　　上一世纪，还有一位“徐霞客”。胡适之先生作《丁文江传》时曾把丁文江誉为“我们时代的徐霞客”。丁文江不畏艰险，实证考察，及提倡科学研究、建设中国地质学方面均与徐霞客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傅斯年先生于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丁文江先生去世的那一年，著文“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称：

　　用充分的知识，忠勤地为国家服务，丝毫不存自我利益心，便是真实爱国者的定义，也便是在君（丁文江，字在君）的行事。

　　时《字林西报》社论“一个真实的爱国者”标题，在傅先生看来也是“对在君最确切的名称”。在我们今天看来，而这一名称同样可以用在徐霞客身上。

　　1928年（民国十七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丁文江编“徐霞客年谱”，对徐霞客的行为进行了准确的解读：

　　先生（徐霞客）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於二百八十年前……

　　在这里，丁文江先生既看到了徐霞客遐游的实质，又以历史的视界，比照出此种“求知”精神在中国的际遇，用心的读者不难在这里读出丁先生的遗憾痛心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