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宁波帮这些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经济现象，都打着浙东文化的烙印。浙东学派是对浙江本土地域性格的学术描述。近日，省委党校的杨太辛老教授在浙图讲述了浙东学派与浙江地域文化的渊源———寻根，影响我们的浙东学派 

　　唐朝的时候，浙江以钱塘江为界限，曾划分为浙西和浙东两道，现在的杭州、嘉兴、湖州等隶属浙西道，而宁波、绍兴、台州、金华、温州隶属浙东道。随着南宋定都临安，浙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此演变出了浙江文化的两大组成———浙西文化和浙东文化，由顾炎武领衔，王国维、徐志摩、茅盾一脉相传的浙西学派是温文儒雅的典范，而以王阳明、黄宗羲直至现代的鲁迅、章太炎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在史学、文学和经学的研究方面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这正是“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的由来。

    文星闪耀的浙东学派

    现代学术界所谓的浙东学派，大致有两种指向。

    一种是指南宋时的浙学，其中包括金华学派的文献之学（代表人物吕祖谦）、永康学派崇尚事功的王霸之学（代表人物陈亮）、永嘉学派的经制治法之学（代表人物叶适、陈集良）、四明学派的卓然自立之学（代表人物“淳熙四先生”、“同谷三先生”），以及台州学派的气节践履之学（代表人物杜范、吴子良）。

    第二种是指明末清初的浙东学术，以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念鲁、章学诚等为代表的研究经学兼史学的经史学派。此时的金华学派侧重朱（熹）学和吕（祖谦）学的结合，永康学派讲究的是文章事功之学，永嘉学派主攻的是典章制度之学，四明学派则是陆（九渊）王（应麟）之学的延伸，台州学派研究的是程朱理学的践履。

    吕祖谦牵线“鹅湖之会”

    吕祖谦是南宋金华人，“东南三贤”之一。他的家史富有传奇色彩，号称“五代治学，三代为相”。他为政力主抗金，改革弊政，主张“明理躬行”，治经史以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是浙东学派的鼻祖。

    宋朝的时候崇尚理学，朱熹学派和陆九渊学派，一直在天理人欲、治学修养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吕祖谦力图调和两派，于是在淳熙二年（1175），邀请朱熹和陆九渊在信州（今江西上饶）的鹅湖寺公开辩论。朱熹的见解，认为学生读书要先打下广博的基础知识，才能进行专门的研究；陆九渊则认为人的心灵本来具有先天的智慧，所以首先应该启发他的灵感。

    虽然“鹅湖之会”没能最终调和两位大哲学家的观点，却表现了那个时代认真的治学态度。

    另类摇滚：永嘉学派的务实

    这些年，温州模式作为成功的区域发展经验而名声大噪，关于温州的讨论也多了起来。但是有一点千真万确：温州人的价值理念及经济模式的选择，除了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的再造，还有社会历史基因、地域人文性格的一种遗传。温州人的血脉里，流淌着永嘉“事功学派”的点点滴滴。

    南宋的叶适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体系中最为后人所侧目的是提倡功利之学，主张“崇利养义”、“以义兴利”，“融义于利”，反对“崇本抑末”。

    叶适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属于儒学，但却烙着浓郁的商品经济气息，与传统的“谋道不谋食”大相径庭。如果说那个时候的朱陆学说是阳春白雪，那么事功学说玩的是另类摇滚，它体现了温州人的地域性格。

    温州商业的道路也曾经走得一波三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温州鞋业。在早期急功近利的年代，温州皮鞋几乎是以假冒伪劣闻名的，在“义”与“利”的天平上倾斜得离谱；结果就是一把大火，烧掉了成千上万双皮鞋，也烧出了“以义兴利”的真知灼见。精明的温州人一旦踏实起来，力量绝对不容小觑，看看现在的温州货就知道了。

    自由中有一点野，却充满生命的张力。这就是温州的地域文化性格。

    台州式的硬气

    “台州式的硬气”是人们对台州人秉性与气质的一种概括性评价。由于这句话出自文学巨匠鲁迅的笔下，“台州式的硬气”随着鲁迅作品的传播率，在神州大地形成了共识。

    “台州式的硬气”的代表人物，首推方孝孺。方孝孺是宁海人，宁海现在属宁波，但在1952年10月以前，自其建县以来，历来都是台州的属县。方孝孺是明代前期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凭着他无与伦比的涵养和学识，及其卓立不群的人格力量，被时人尊为“东南之望”。朱棣篡位后，命他为自已的登位大典草诏，方孝孺拒不执行，朱棣恼羞成怒：前朝酷刑不过株连九族，我要灭你十族！最后方孝孺的妻子戚族乃至门生都成了这一事件的牺牲品，死者873人，人们称“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

    在史书有记载的300多名台州学者，有113人是研究“气节之学”的。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台州式的硬气”是台州这一地域范围内古今人物的群体画像。

    在20世纪80年代时期，台州人凭着一股“台州式的硬气”，走南闯北，搞劳务输出，经营小商品，从事长途贩运，完成资本的积累。在此基础上，千家万户兴办家庭工业，构筑起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经济格局。使台州成为浙江经济的又一个亮点。

    宁波帮：四明学派的延伸

    南宋时，宁波的书院极发达，陆九渊的一些弟子在宁波落脚，与金华学派结合，形成了“心学派”；王震是朱熹的弟子，为“理学派”；代表人物王应麟则被称为“吕（祖谦）学嫡传”，由此形成的四明学派一开始就具备了兼收并蓄的特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王阳明、刘宗州、黄宗羲等大家的出现，四明学派呈现繁荣的局面。

    在这种开放的学术环境下，宁波人天性也凸显外向的特征。宁波人素有外出经商谋生的传统，俗谚“无宁不成市”。孙中山曾赞誉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宁波帮”形成于明朝万历至天启年间，鼎盛于“五口通商”之后，是历史上著名的商帮。20世纪中叶，“宁波帮”的重心逐渐移向海外。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成为海外华人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

    “宁波帮”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社会名望，具有财力和智力的优势。宁波这个城市既鼓励他们走出去，也欢迎他们重新回来投资。兼收并蓄，得到的是双赢的结果。（据《钱江晚报》/徐叔竞 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