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浙江自古为“文化之邦”，宋明以后，更是人才辈出，学派林立，文化繁荣，形成了在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浙东学派”。这个学派在宋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史上占有主导地位，对近世中国也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
　　
　　　　
　　一、浙东学派的发展历程
　　从大致上看，浙东学派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北宋时期，这是浙东学术的草昧时期。主要代表有北宋仁宗庆历之际的“明州杨杜五子”（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和神宗元丰年间的“永嘉九先生”（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蒋元中）。前者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明复、石介），告别是胡瑗的思想传入浙东；后者则主要把“洛学”，特别是程颐的思想引入浙江。但他们的学术思想还没有形成体系，对于浙东学派来说，只能说是处于孕育之中。
　　第二阶段是南宋时期，这时形成了浙东诸学派。公元1127年，宋室南迁，浙江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了全国学术思想最发达的地区，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众多流派。主要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还有以“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代表的四明学派，这一派以传陆九渊心学为主要内容。
　　第三阶段是明代，这个时期主要是以阳明心学的兴起为主要内容。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卒于明嘉靖七年（公无1529年）。因其曾隐居于会稽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故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中国古代极少数得“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人，是中国历史屈指可数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其集心学之大成，创立了完整的心学体系，使以心学为主要内容的浙东学术发展到了成熟时期。主要哲学命题有：“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圣凡平等”等。阳明心学破除了程朱理学的教条统制，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儒学，在当时起到了活跃学术、解放思想的作用。其思想流传极广，影响直至近代，远达日本，故黄宗羲言道：“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阳明之后浙东在历史上较有影响的还有“浙中王门”和蕺山学派。“浙中王门”指的是王阳明在浙江境内弟子中的学者，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王畿、钱德洪、黄绾、张元忭等人。蕺山学派以刘宗周为代表，他既是王学的继承者，又是王学的修正者。
　　第四阶段是清代的浙东学派。这个时期是浙东学术的全盛时期，主要代表有一代大儒黄宗羲、明史专家万斯同、文献学大师全祖望、史论大家章学诚、史学纂修专家邵晋涵。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是我国明末“三大儒”之一。黄宗羲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上百种，内容广泛，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字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文学及艺术等众多领域。
　　二、浙东学派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社会科学学说中，一个学派的产生，往往是一种时代思潮的反映，总是同当时社会存在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浙东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同样是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
　　（一）浙东优越的经济地域条件。所谓“浙东”，指的是“大江之左”（此处大江指今钱塘江下游）的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今建德等地）、温州、处州（今丽水）八府。浙东地区，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运畅通，都邑盛丽，宁绍一带，更是“鱼米之乡”。尤其是宁波，内河与海运都极为便利，早在两汉、三国，宁波与海外即有交往。隋唐宋元，明州与日本、朝鲜、及南洋诸国已建立了通商关系，成为当时对外通航的主要港口。金华为浙东重镇，小商品经济尤为发达，并有“小邹鲁”之称。明中叶后，浙东地区就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机户”和“包买商”。所以，浙东地区被称为“财赋之上腴”。这种优越的经济地域条件，对于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当然是极为有利的。
　　（二）浙东在文化学术史上的良好条件。浙东地区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绍兴的古越文化本身就是华夏文化中很有影响的一个重要源头。两宋以来，浙东地区学术活特别活跃，各地学者辈出，讲学论道之风颇盛，正如全祖望所说：“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加上当时的地方官多重视教育，地方官学也蓬勃发展，据统计，浙江的州、县学在南宋时达74所。这样的良好学术风气，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浙江学术的发展。
　　（三）浙东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宋室南迁之后，浙江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当时南北对峙，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危机深重，这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现实的考验，锻炼出了大批忧国忧民的思想家。南宋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吕祖谦、叶适、陈亮等人的政治思想都是直接为“恢复中原”的大业服务的。明中叶，社会处“沉疴积痿”、“病革临绝之时”（王阳明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各类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同时资本主义的萌芽已在浙东等地逐步发展起来了，市民阶层争取独立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起来。这种社会状况，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注重主体精神作用的心学思潮的兴起。到明清之际，全国范围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亦是极为复杂，而浙东更甚。在这种环境中，就产生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具有鲜明反封建专制和反民族压迫性质的社会政治思想。同时，“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梁启超语）
　　三、浙东学派的历史功绩
　　（一）浙东学术是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的观念形态。如叶适就对封建社会的“重义轻利”、“厚本抑末”的政策和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主张士、农、工、商“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他还进一步为工商人士争取政治权益，认为古人在入仕用人上“虽工商不敢绝也”。王阳明主张建设“街道市廛，俱有次第，商贾往来，渐将贸易”的“富庶之乡”。清黄宗羲更是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他对“崇本抑末”思想命题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凡“不切于民用”的皆为“末”，批评“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明确指出：“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这些观念，显然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
　　（二）浙东学术在客观上起到了破除传统观念的思想解放作用。如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以明白的语言，肯定“良知”、“吾心”是判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他认为人心的“那一点良知”是“自家的准则”。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明确主张“学贵得之于心”，如果“求之于心而非”，虽然“其言出之孔子”，也“不敢以为是也”；要是“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出之于庸常”，“亦不敢以为非也”。所以王阳明明确提出了“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样一个命题，至于朱熹的“改正补辑”之类，则更不能作为是非的标准了。这在当时可说是对儒家传统和经典的权威性的大胆挑战，对于冲破长期被程朱理学控制的局面，活跃学术空气，解放人们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浙东学术的主体道德意识学说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积极作用。儒家所谓“良知”，实际上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识，渊源于孟子。宋明时期“浙东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对这个概念作了阐发，到了王阳明那儿，就形成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王阳明把“良知”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与“心学”思想结合起来，深化对孟子良知之义的体认，运用“良知”来解释“大学”的“知”，对其内涵作了系统的阐发。他指出：“良知者，心之本体”，把“良知”与“吾心”完全等同起来。“致良知”则包括“体认良知”和“实现良知”两个方面，前者指的是个人本身的身心修养，后者指道德修养见之于行动的功夫。同时，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皆有，“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还赞同“满街都是圣人”，“虽卖柴人亦可致得良知”这类观点。总的说来，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强调了“活泼泼”的“良知”这种主体道德意识的作用，在道德修养上比之程朱更注重“事上磨练”、“知行合一”，还体现了相当的平等意识，这些思想无疑在我国伦理学说的发展上是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
　　（四）浙东学术为我国的教育思想史积累了宝贵的财富。浙东学派的各代表人物不仅是深刻的思想家，而且也是热心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如吕祖谦晚年在家乡丽泽书院专门从事教育，把振兴教育与“拯救衰世”、“雪耻图强”联系起来，提出了“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教育宗旨，主张根据“人资质各有利钝，规模各有大小”的特点，实行“因材施教”的方针，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集思广益。叶适把培养和选拔“材智贤能”之士，作为兴办教育事业的出发点，认为“图此大事，莫先人才”，提出了“学与道会，人与德合”的教育原则，主张把“读书明道”与“自善其学”的创新精神结合起来，对“读书无用”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叶适还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朝廷诏举与社会荐举结合起来的改革方案。王阳明更是热心教育，其每到一处，必建学校，创书院，立社会。在教育思想上，阳明从“心”本体论出发，肯定“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认为“上知与下愚”“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从中得出了“错误难免”、“贵在改过”的深刻见解，强调“学本于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在方式上，提出要根据“人的资质不同”，因材施教，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颇具革新精神与务实风格。
　　（五）浙东学术特别是阳明心学促进了明清之际及以后的启蒙思想的发展。作为阳明学奠基人的王阳明，虽然不是启蒙思想家，但是明末清初阳明学派学者的许多启蒙思想主张，却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源头。黄宗羲自认是“王学正宗”，把王阳明反其道而行之地传统束缚的思想，发展为对整个封建制度的批判，这集中表现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例如他公开宣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充分肯定了人个体利益存在的合理性，指出了我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病。晚清不少志士仁人对王阳明也莫不尊崇礼赞，称之为“像打针一般，令人兴奋”（梁启超语）。焦循、林则徐、姚莹、魏源、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宋教仁、陈天华等人思想主张莫不受到阳明学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