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三省在他的《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到前人注班固的《汉书》者很多，如晋灼把服虔、应劭的注文集中起来，同时又以自己的见解评论二人的注文之当否；臣瓒却把各家的注文综合在一起，也以自己的观点批驳了某些注文。颜师古作注时，却又认为服虔、应劭等人的疏释紊乱之处尚多，以为臣瓒的注文“差爽”，蔡谟的注文自相矛盾，只有师古自己的注文，可谓“穷波讨源，构会甄释，无复遗憾”了。但是到了刘敞、刘（分攵）兄弟时，对颜师古的注文，又颇多议论。胡三省因之曰：“刘氏兄弟之所以议颜者，犹颜之议前人也。”从这一事实出发，胡氏乃感慨地说：“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书，文约而义见；今吾所注，博则博矣，反之于约，有未能焉。”
　　可见胡三省对自己的注文，并没有和颜师古那样自信，他自己已经感到他的注文有仅“博”而未能“约”的缺点。至于其它的缺点，“吾不能知也。”只有留待后人的议论了。他在序文之尾，惋然叹息说，由于“世运推迁，文公儒师从而凋谢，吾无从而取正”。他也明知自己的注文，尚有未能“取正”的不足。虽然有人劝勉他，元蒙统一之后，有条件可以从北方的文献典章中再加以补充，他说：“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所以，胡三省对自己的注文，并不认为是完美无缺的，虽然他的修改工作一直做到他去世为止，他仍然认为还留有不足，这是他对自己注文的评价。  
　　果然不出胡氏之料，明、清两代，对《胡注》进行研究的颇有其人，他们对《胡注》确亦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辩正和补充。如严衍的《资治通鉴补》，对《胡注》既作补充，也作纠正。顾炎武的《日知录》，对《胡注》的断句等错误，也提出了意见。陈景云的《通鉴胡注举正》，对《胡注》在地理等方面也提出了纠正。钱大昕的《通鉴注辩正》，对《胡注》在地理、读音、断句等。提出了百数十条意见。赵祖绍的《通鉴注商》，对《胡注》既有纠正，也有批评。以上各书对《胡注》所提出的内容，在现编陈国本的《通鉴大辞典》中，共收集了九百余条，基本上已将各家对《胡注》指出的错误或补充综合起来了，对研究《胡注》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他们研究《胡注》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都是找《胡注》的问题，却未曾全面地去研究《胡注》的整体内容及其价值。甚至对胡氏发生“夏虫不可与语冰”的讥嘲，却是偏激而失当的。从总体上说，人们认为《胡注》失误之处很少，所指出的缺漏，仍然只能说是“少疵”[1]而已。
　　今人吴怀祺在《胡三省》的评传中，大量肯定胡氏的功绩之后也曾提出他的注释有重复的地方，“例如对文字学源流叙述多见，篇幅也较长，这样的重复没有必要。”“再如对南京附近的‘蒋山’地名，他注释凡三见。”另外，吴怀祺对胡三省的不足之处，认为“除在一些地方发挥司马光的‘名分’论外，就是他宣扬了天命报应及休祥可惧的思想。他甚至把‘天人    助’作为观察兴衰的一个依据：‘卢循之乱，刘裕冒风济江而风止。侯景之乱，(萧)纶济江而风起，岂天之欲亡梁邪！是以善观人之国者，必观       助之际也’[2]”。胡三省知道司马光是“不语怪”的，但他却在注文中往往就天象灾变进行牵强发挥。如《通鉴》卷九十一，晋元帝太兴年的史载：“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胡三省把天象附会到人事上说：“日中有黑子，阴侵阳而磨荡之也。时王敦骄悖浸甚，故象见于天[3]”。把日蚀和王敦作乱联系起来。胡三省由“天命”去“觇国”之兴衰，又多言报应及休祥，是他唯心史观的反映[4]。笔者在上面《通鉴胡注可作百科全书读》文中所引《胡注》日食之注，也反映出“人天感应”之论，在宝物之注中，言通天犀之角“刻为鱼，衔入水，水开三尺”。读之似觉难信。这些当为胡氏受历史的局限所产生的思想。今天我们读他的注文时，自须留意辩误。

　　[注释]
　　[1]“少疵”：语见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册吴怀祺的《胡三省》一文。
　　[2]见《通鉴》页四九九三。
　　[3]见《通鉴》页二八八六。
　　[4]本段文字引自吴怀祺的《胡三省》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