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帮助读者阅读《通鉴》，是胡三省注史的出发点。胡氏之前，注史各家，大多采取注文单独成书的方式，如颜师古的《汉书音义》，裴（马因）的《史记集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等皆是。就是胡三省第一次注《通鉴》，写成《资治通鉴广注》和著《论》，亦是单独成书的。他在失稿之后，第二次重注时，才从方便读者的角度考虑，乃将司马光在编撰《通鉴》之前写成的《考异》一书，和胡氏自己对《通鉴》的注文，都分散到《通鉴》本文之下，使读者遇到艰涩疑难之处，随即可以从注释中获得解决，而于注者，则可须注即注，可长可短，不受单独成书要受系统篇章等限制，方便而自由。这是注史学上的一大改革，一大进步。对后人评注作品，起了有益的影响。
　　因为《通鉴》一书，包含的时间之长，朝代之多，卷帙之繁，  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胡三省对遇到难懂之处，即要加以注释，他本人必须有渊博的学问，高超的见解，才能做到。见到异字或多音字要注音，有疑惑的字与词要注义，有的句意难明，或通其句读，或加以解释，遇到奇异的姓氏，要注出其原委，涉及到典故的，要引他书给以注明，等等，这一类学问，称谓训诂学。有的山名、水名、地名，要注出其位置、形状、走向、特点，对军队作战有特定作用的地区要加以分析，等等。这一类学问，称谓地理学。胡三省对史（火召）的《通鉴释文》进行辩误，写成《通鉴释文辩误》一书，其中内容，属于训诂学和地理学方面的特多，有的人读《通鉴注》并未全面深入，只读《辩误》，故在评论胡氏学识时，只说他是地理学家或训诂学家，这种看法都是片面之论。比如天象之变异，日、月食之发生，妖异之升起，灾祥之出现，胡氏都有注论，则是天文学。对各朝官制的设置或变更，官职的称谓，责任范围的规定，各有其说明，则属官制学。对某种措施的规定，某种议论的提出，以及各官的种种疏奏，胡氏亦多有评论，这是政治学。对战争的爆发，指挥的当失，胜败的原因，胡氏亦常有分析，则为军事学。对农事的规定，徭役的轻重，赋税的增减，关系经济的盛衰，常加赞誉或批判，乃为经济学。对礼乐的健康或颓靡，教育、文化的繁荣和衰落，科技之发明，医学之创新，给以论评，可谓文化学。对史实之真伪，史事之缺漏，叙文之错误，常加以考证、校勘，予以订正或补充，则为校勘学，等等。凡《资治通鉴》这部规模宏大，共二百九十四卷中，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所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礼节、刑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地理、官制、天文、历法……等有所记述的内容，无不包有胡三省的注文。他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这是他本人对《通鉴胡注》内容的总概括，实际上其内容还远远超出他自己概括的范围。
　　除此之外，胡三省常于遇到某一史事时，触动自己的情绪，因之在注文中加以抒发，但又因为注史却在宋亡之后，受元蒙暴力统治之时，常常以隐晦的笔法出现，故多不为粗心的读者所发现，陈垣就是在读《通鉴》中的《后晋记》，读到后晋主出帝石重贵与太后、皇后、妃子降契丹时情景的胡氏两段注
　　文，即“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及“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1]见之者乎！此程正叔[2]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三省乃借史事，“写心声之悲愤[3]”。陈垣在抗日战争时期，困于沦陷后之北平，深感亡国之痛，对胡三省的注文引起强烈的共鸣，“不禁凄然久之[4]”，因之体察到胡氏爱国忧民的思想，于是奋然而起，用三年时间，细读《胡注》，写出《通鉴胡注表微》一书。
　　总之，胡三省持有“渊海之学[5]”，而注《通鉴》，所以内容包罗万象，极为广泛，随处帮助读者解决各种疑难，并阐述自己的观点与思想，进一步发挥了司马光写史“资治”的宗旨。故袁桷称胡氏为“司马氏之忠臣”，诚不谬也。

　　[注释]
　　[1]矧：音审，况且。
　　[2]程正叔：程颐，字正叔，北宋哲学家，教育家。
　　[3][5]见袁桷《祭胡梅涧先生》。
　　[4]见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小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