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均

　　北宋司马光出于“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目的，花了19年时间，奉命修《资治通鉴》294卷。《通鉴》系统地记载了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公元959年（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长达1362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跨度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巨著。
　　《资治通鉴》自北宋哲宗元祐年间，在浙江杭州刻印问世后，反响极大。嗣后，仿其体例或内容的作品绵延不绝。由于《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内容庞杂，难以为世人通读和理解。所以自问世后，为该书作注的释文迭起。这些书大都是书商出于售书赢利之目的，剽窃杂家之说，拼凑成书。内容前后矛盾，谬误百出，实属欺世盗名之劣作。出于正本清源之目的，胡三省历经30寒暑，竭尽平生精力，作《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和《通鉴释文辩误》12卷。自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在元朝问世后，立即广为流传，其他版本的释文逐渐消失，遂成一枝独秀。
　　据上而知：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以下简称《通鉴》胡注，或《音注》）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数相同，据有关人士统计，字数也相近。然而一是官修，一是私注；一是有助手帮助，一是独立撰写；一是费时19年，一是历经30寒暑。由此可见，胡三省作《音注》的处境和花费的精力，比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要艰辛，“至于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引自元朝袁桷《祭胡梅石间先生》）。笔者认为，《通鉴》胡注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里的主要贡献如下：
　　1、音注
　　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语言复杂，汉字难读。同一“只”字，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与不同的字搭配，发音不同，意思也不同。
　　《资治通鉴》有许多人名、地名、术语非常怪僻，难以为时人所解读。如《周纪三》：“彗星见”。胡在此三字之下注曰：“彗”详岁翻；又除醉翻，旋内翻。见：贤遍翻。又如《汉纪三》“阏氏”一词之后，胡注曰：“匈奴之阏氏，犹中国之皇后。阏，於连翻，氏，音支。”再如《唐纪五》：“隋末，歙州贼汪华据黟，歙等五州，有众一万……”胡注曰：“歙音摄，黟音伊。”他不仅为《通鉴》音读作注，而且作《通鉴释文辩误》，把前人注错的音逐一予以订正。
　　在汉语难读，南北语言差异，且又无规范的字典可查考的历史背景下，胡三省把“音注”列为注释《通鉴》之首，且名其书曰《资治通鉴音注》，实是为读者阅读《通鉴》扫除文字的障碍，起了开路的作用。胡三省不愧是我国历史上著名音韵学家！
　　2、训诂
　　字义之解释。《通鉴》中不仅有大量怪僻难读的生字，而且有难以数计的难词、典故，若不予以注释，读者不解其意，仍是读不懂，还可能引起误会。如开卷《周纪一》“威烈王”这一称谓，很少人知其内涵。胡三省为此释：“名午，考王之子。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又如《晋纪十三》：“彼乌合而来，既无统一……久必携贰。”胡释曰：“飞鸟见食，群集而聚啄之。人或惊之，则四散飞去，故兵以利合，无所统一者，谓之乌合。”再如“商贾”一词，胡释曰：“行卖曰商，坐贩曰贾。”“樵苏”一词，胡释曰：“樵取薪也，苏取草也。”这些释文，言简意赅，堪为楷模。
　　《新注资治通鉴序》载：“凡记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后人评述：胡三省最擅长地理和典章制度的注释。如《周纪二》显王码汉卡三十五年，为“越王无疆伐齐”一事，胡疏曰：“浙江有三源：发于太未者，谓之谷水，今之衢港也是；发于乌伤者，《水经》谓之吴宁溪，今之婺港是也；发于黟县者，《班志》谓之浙江水，今徽港（新安江）是也。三水合为浙江，东至钱塘入海。浙，折也。言水曲折于群山之间也。”《释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又如《秦纪二》为“置会稽郡”一事，胡疏曰：秦置会稽郡徒治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刘恕曰：禹会诸侯江南而有功，因名其山曰会稽，犹言会计也。这两条疏，把浙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悉疏其所以然，直至如今，仍为人们所沿用。
　　典章制度的注释，则更详尽。如《汉纪四》高帝十年，“豨常慕魏无忌（信陵君）养士，及为相守边，告归。”胡疏曰：“汉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治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至和帝时，赐、予皆绝。”训诂较音注递进了一步，既要释清古人之词语之意见，又要阐明词称产生的来历，以及变迁的情况，这虽然仍属古文字的启蒙之学，而注史重视训诂，目的仍为扫清读者的文词障碍，但比音注却复杂多了，对读者的帮助也更为重要。
　　这些训诂内容，若将其归类，可以编成各种专题史。其引用的史料，有些书目已失传，恐怕在《古今图书集成》或《四库全书》这些大型类书中也找不到，弥足珍贵。
　　3、拾遗
　　拾取《通鉴》漏缺之内容。司马光回避之事，胡在注中予以详释。元人袁桷《祭胡梅石间先生》一文中曰：“袭释例于杜氏，著履霜坚冰之旨，条分目举，而牛李弃地之争，党子制父之议，前人之有疑者，取舍有在，以明迂叟当时之不得已。”此指唐代牛李党争之事。牛僧孺主张舍维州给吐蕃，以妥协求得安宁；李德裕主张坚守维州，抗御吐蕃。取舍之争，历来史有分歧。北宋元祐年间，在对待西夏态度上，新旧两党发生了类似之争议：旧党主张弃地妥协，新党主张坚守。司马光赞同妥协，因此在《通鉴》中袒护牛党。胡则在其下注曰：“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
　　《通鉴》中记叙不详或遗漏之内容，胡则在其下予以补充。如《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胡在此14字后，增补了180个字，补叙了魏赵韩三家世系。并就三家分晋一事，予以抨击：“三家者，世为晋大夫，于周则陪臣也。周室既衰，晋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为伯。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妖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又如《秦纪一》：“李牧者，赵之北方良将也。尝居代雁门备匈奴。”“匈奴”两字，《通鉴》中在此第一次出现，胡于其下，补充了一大段匈奴的历史。
　　再如《魏纪三》公元230年春，“吴王使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檀洲”。胡在此条下注曰：“《后汉书，东夷传》曰：会稽海外有夷洲及檀洲，传言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福惧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檀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沈莹《临海水土志》曰：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地有铜铁，唯用鹿骼为矛以战斗，摩厉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鱼肉杂贝宁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仍啖食之，以为上肴也。今人相传，倭人即徐福止王之地，其国中至今庙祀徐福。”这是一则最早记述台湾和琉球（今日本冲绳县）的史料，弥足珍贵。拾遗形似训诂，实是《通鉴》内容之充实和扩展，不仅补充了《通鉴》内容之不足，且起了扩大读者知识领域的作用。
　　4、辩误
　　辩析史料之真伪，且予以订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记叙或评述一些历史事件时，或出于疏忽，或因取材之局限，或因思想之主观，难免有差错或不当。胡三省“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然而他也坚持历史的真实性、科学性。对《通鉴》中的舛错或不当之处，则直书己见。如《晋纪四》晋惠帝永熙元年，在“散骑常侍石崇”条下，胡注曰：“前书‘侍中石崇’，此作‘散骑常侍’，必有一错。盖因旧史成文也。”指出司马光在史料取舍上，由于疏忽，导致内容先后矛盾。又如《梁纪十七》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乱“贼积死于城下”。这是一则黑白颠倒之记叙。胡在其下则辩曰：“死于城下者，岂能贼哉？侯景驱民以攻城，以其党迫蹙于后，攻城之人，退则死于贼手，进则死于矢石。呜呼！积死于城下者，得非梁之赤子乎！”再如《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元年，“命趋东、南两路军会于剡，辛卯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以绝溪水以渴之”。胡批曰：“剡城东南临溪，西北负山，城中多凿井以引山泉，非绝溪水所能渴。作者乃北人也，臆说耳！今浙东诸县皆无城，独剡县有城为完壮。”
　　胡三省不仅为《通鉴》正文辩误，且作《通鉴释文辩误》12卷，对前人的释文逐一甄别辩误。如《通鉴七十七》：甘露二年，姜维出骆谷至沈岭。时长城积谷甚多，而守兵少，邓艾进兵据之以拒维。胡三省在此文下辩曰：“史炤《释文》曰：长城，方城山名。《左传》所谓楚国方城以为城者，在汉南阳，堵城，叶县之境，山自南阳连百里，号曰方城。《海陵本》同。余按：姜维出骆谷至沈岭，邓艾据长城拒之，此长城当在眉县之南，沈岭之北。乌得谓方城之长城乎！《水经注》骆谷水出眉坞东南，山骆谷，北流经长城西，又北流注入渭。此正邓艾之长城也。凡注地理，须博考史籍，仍参考其地四旁地名以为证，何可容易著笔乎！”
　　又如《通鉴二百二十一》乾元二年，郭子仪等围邺城，壅漳水灌之。胡于此文下辩曰：“史炤《释文》曰：《山海经》曰：漳水出荆山，南注于沮水，余按郭子仪壅邺旁之漳水以灌城，非出荆山之漳水。九十七卷晋康帝建元二年，”赵王虎投王波父子之尸于漳水“《释文》之误正与此同，已辩于前矣。二百六十卷昭宗光化三年“漳水”注复误。盖史炤读书不多，只据《广韵》以释《通鉴》，又不能亲师取友以求闻所未闻，所以到底错了。孤陋自是者，其戒之哉！然余亦当自以此为戒也。
　　据上而知，辩误不仅指出《通鉴》和《释文》记载的错误，订正了史实；而且启迪读者，读书要细心，治学要严谨，切忌孤陋寡闻，主观武断，使后人从中获取教益，增长知识，提高分析和鉴别的能力。
　　5、布道
　　提出安邦治国的主张。胡三省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在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不可少！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以史布道，古今公论。孔子作《春秋》，是代王立法，捍卫王道；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是“续素王（孔子）之旨，归成万世之标准”。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则是阐发司马光的以史为鉴的思想。三者的思想观点一脉相承。司马光在《通鉴》中， 对历代的政治措施，历朝的明君、贤臣、孝子的德行，大书而特书；对“伤天害理，残民以逞”的暴君、乱臣、贼子的丑行，也不厌其烦地记叙，并写了104条“臣光曰”述评。胡三省在述评之后，大都没有注释，表示完全赞同。其他记叙之处，有些则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如《汉纪四》汉高祖刘邦“还洛阳，闻淮阴侯（韩信）之死，且喜且怜之。”胡注曰：“喜者，喜除其逼，怜者，怜其功大。”有些则连篇累牍，予以弘扬阐发。如隋文帝杨坚贪图享受，造仁寿宫一事，胡三省评曰：“仁寿宫成于开皇十五年。方其成也，文帝怒，欲罪杨素。独孤后喜而尝之，继此屡幸仁寿宫，之仁寿末，卒死于仁寿宫。仁寿者，帝穷民力作离宫，可谓仁矣，其不得死于是宫宜矣！帝怒杨素，而不加之罪，其后喜，则亦从而喜之，岂非奢侈之能移人触景而动，至于流连而不知返，卒诒万世笑。是知君德以节俭为贵也。”
　　仁政、德治，以民为本是儒家之道统。胡三省认为：“古人得天下者，必先有以得天下之心，虽奸雄挟数用术，不能外此也。”他主张仁政，取信于民。《唐纪三十》胡在此文之后批曰：“种艺之事，天有雨旸之不时，地有肥硗之不等，而人力又有至不至，故所以有厚薄之异也。若人君不夺农时，人得尽其力，则地无遗利矣，必待自种而观其实哉！”又如《晋纪二十六》：“是岁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胡在其后驳曰：“物反常为妖，蝗之为灾尚矣，蝗生而不食五谷，妖之大者也！农人服田力穑，至于有秋，自古以来，未有亩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亩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闻也。使其诚有之，又岂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无之，则州县相互诬饰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秦亡宜矣！“
　　他认为：为君者，不仅要取信于民，而且要善于用人。他非常赞赏司马光的“为治之要，莫以于用人”的主张。在“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之下，胡注曰：“百里奚虞之大夫，虞公不能用以亡；秦穆公信而用之，遂霸西戎。”《唐纪三十八》一则史料，胡注曰：“郭子仪诛王元振，而河东诸镇皆伏法；仆固怀恩分河北诸州授田承嗣等，以成藩镇之祸，用人可不谨哉。”胡又曰：“危疑反侧之时，用言为难，而用人为尤难，当此之际，非有明略雄断，不能济也。”
　　胡三省认为天下安定之后，为君者必须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唐纪八》一则史事，胡注曰：“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胡三省所阐发的这些安邦治国之道，不仅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汲取教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政者亦可从中得到启迪获取教益。
　　6、抒情
　　抒发爱国思想。胡三省生于多难之秋，历经宋元鼎革。目睹宋室覆灭，身遭蒙元欺凌。故国之思，亡国之痛，耿耿于怀，洋溢于《通鉴》音注的字里行间。《通鉴》音注完稿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此时距临安陷落已有9年，离陆秀夫在厓山抱帝昺跳海自尽也有6年，但是他不承认元政权，不用至元年号，在《新注资治通鉴序》的结尾署曰：“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长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书于梅涧蠖居。”在注释一些与宋有关的史事时，他从来不书“前朝”，“赵宋”等中性词语，而称“我朝”、“本朝”、“国朝”，在个别地方还称“皇宋”、“吾国”。最使他没齿难忘的，莫过于国破家亡之遭遇。《后晋纪》开运三年，“契丹入汴，帝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胡三省不禁触景生情，于此条下注曰：“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
　　胡三省抒发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大都是直言不讳，但有时却隐晦含蓄，如《通鉴·齐纪二》：“魏主祀南郊，始备大驾。”在此9字之下，胡三省写了近两千字评注，最后则曰：“魏之大驾，盖参取汉、晋之制，而官命卤薄则微有不同者。”他借这件事暗示读者：崛起于塞北的鲜卑拓跋魏，军事上虽然征服了中国，而文化上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如今兴起于塞北，入主中原之蒙古，有朝一日，亦会被汉族所融合。
　　有时还借题发挥，进行旁敲侧击。《齐纪一》：“奉朝请河东裴岂页上表，数帝过恶，挂冠径去，帝怒杀之。”胡三省于其下评曰：“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非有职任也。裴岂页在宋朝，既无职任，又无卓著奇节，惟不食齐粟，遂得垂名青史。君子恶没世而名不称，正为此也。”他借用南北朝宋齐易代，暗示宋元鼎革，赞裴岂页忠于刘宋，不食齐粟，挂冠径去之事迹，表明自己不食元粟、不作贰臣之志节。
　　如果“布道”是胡三省安邦治国的主张，那么“抒情”则表明胡三省处世为人的气节。由此可见，胡三省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旷百年而一见”的英才，而且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