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虞云国

  　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南宋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号梅涧．他与慈溪的黄震(1213一]280)、鄞县的王应麟(1223—1296)是宋元之际浙东学派的三大家。他与马端临(约1254—1323)虽在元代生活到14世纪，但史魂却都是属于宋代的。胡三省的传世著述惟有《通鉴注》与《通鉴释文辩误》，但《通鉴注》足以使其跻身于中国古代史学大家而毫无愧色。
　　对《通鉴注》，近代以前的一般学者都视为考据之学，肯定其训正音义、解释名物、考证地理、推原制度等方面，无愧为《通鉴》功臣，涑水知己。直到陈垣作《通鉴胡注表微》，才第一次凸现了胡三省作为史学家在思想层面上的重大价值。援庵深知“不谙身之身世，不能读身之书”，“清儒多谓身之长于考据，身之亦岂独长于考据已哉!今之《表微》，固将于考据之外求之也”，便将胡注与其作者在易代之际的亡国之痛打通起来对照阅读，探幽发微地彰显了胡三省的民族气节与爱国思想。《表微》不仅是陈垣史学的颠峰之作，也是胡注研究的里程碑。胡注可分两大部分，其一是对《通鉴》文本的注释考据，属于技术性的史考层面；其二是对《通鉴》史事的评说议论，属于思想性的史论层面。就后者而言，倘将其辑成专书，其篇幅与价值都不应亚于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胡三省盛赞“《资治通鉴》一书不苟作”，认为“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这话完全可以移作对《通鉴注》的恰当评价，胡注研究者从不同的取境同样可以“各充其量”。《表微》开创了胡注研究的新范式，但陈垣当时身处抗战沦陷中的北平，主要还是立足于表彰作者的民族气节与爱国思想，因而对胡氏思想作全方位研究，还有进一步发掘的余地。后人不必在《表微》，这座纪念碑前止步不前，正如胡三省告诫后人：“为史学者，非可以守一家之说以释前史也。”
　　身历南宋灭亡、蒙元入主的大变局，胡三省曾椎心泣血道：“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诚如克罗齐所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一个史学家，胡三省也自然对宋代兴亡寄托着特别的关注。对此，《表微》已有抉发。众所周知，在史论性胡注中，大部分并不涉及宋代史事，但大有可能是有感而发，陈垣以其旁征博引有所选择地进行了发覆与表微，揭示了胡三省下注时或有这种可能性。胡注之中仍有相当部分直接涉及或评判两宋史事，《表微》也有选择地作了疏证或发明。但限于著述的体例与表彰的主题，《表微》当然没有必要将与宋史有关的这两类胡注全部纳入其中。本文试图以胡注中直接提及宋辽夏金元史事的内容为中心，对胡三省的宋史观进行再探讨，主要集中在两宋大格局、北宋统一与制度建设、南宋政局的曲折走向等三大问题上。笔者在撰述前再次研究了全部的胡注，一文中涉及的胡注自然会与《表微》有所重复，但所论角度倘不雷同，则不加标注；若有《表微》先及的论点，则逐一注明，谨表不敢剿袭之意。
　　一、论两宋大格局
　　胡三省当然不会有所谓的大历史观，但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史学家，他对契丹与西夏的崛起，燕云得失对两宋三百年历史的深远影响，逐一给予了深切的关注。
　　在胡三省看来，契丹之所以能与中原王朝抗衡，决非出于偶然。其一，作为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在军事上自有其强势与优势。胡注在契丹一次撤军的记载下明确指出：“进军易，退军难，退而能整，是难能也。契丹之强，具有以也。”其二，契丹(也包括其后的西夏、金朝)对中原王朝的典制文化已有相当了解与接纳，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异族政权，而足以与中原王朝争雄天下。《通鉴》记载契丹翰林承旨张砺奏拟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如故时，辽太宗取笔涂去“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而付诸实行，胡注即深有所感：“孰谓契丹主起于塞北而不知中国之事体哉！”
　　当然，五代宋初的契丹贵族还刚刚跨入封建化的门槛，其游牧民族的剽掠旧习仍相当严重，与中原王朝不可能和平相处。“自今不修甲兵，天下太平”的话音末落，辽太宗就下达了“打草谷”的命令，难怪胡注抨击道：“谈何容易!斯言甫脱口，而打草谷继之矣，天下果太平乎!”惟其如此，中原王朝与这种对手的抗衡将是长期的，而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就在于自身的实力。辽朝汉臣韩延徽曾向晋王李克用传语：“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胡三省一针见血指出：“（后唐)庄宗之世，契丹围周德威，救张文礼，曷尝不欲深入为寇哉!  晋之兵力方强，能折其锋耳，岂延徽之力邪!””关键是庄宗时期后唐强大，才迫使契丹不敢南牧，根本不是韩延徽个人作用。辽世宗即位，契丹政局一度不稳，辽朝汉臣李瀚曾致函其兄后周太子宾客李涛，建议后周“若能用兵，必克；不然，与和，必得；二者皆利速”，但当时“中国多事，不果从”，失去了迫辽就范夺回燕云的良机。胡三省感慨道：“观温公书此事，知中国之力不足也。”
　　西夏的崛起与晚唐五代的政局动乱也大有关系。胡注一再强调这一观点。他不仅指出：“若唐时党项诸部，亦自有拓拔一族，我朝西夏其后也”；而且准确辨别拓拔部族的不同源流：“元魏之拓拔氏，迄于代北；党项之拓拔氏，起于西陲。宋朝之西夏，党项之拓拔氏之后也，宝元、康定之间，凭陵中国，慢书狎至”。他还追溯其发展壮大的轨迹：“夏州自唐以来，为缘边大镇，李氏又世袭节度使”；在藩镇割据的缝隙里，党项乘机扩张生存空间，“自唐末迄于宋朝，河、湟之地遂悉为戎，中国不能复取”。五代后粱时，其首领“李仁福子孙强盛，遂为宋朝西边之祸，所谓西夏也”；而“自（后）唐以来，西路党项部族劫掠使臣及外域进奉，（后）唐虽遣兵讨之，莫能遏止。”
　　在胡三省看来，北宋在措置西夏问题上有重大失误。首先，宋太宗时期激叛李继迁而又放虎归山。胡注说：“延州北至夏州三百八十里。二镇接境，违言易生”，言下之意，宋夏不像宋辽边界具有相对的隔离性，因原是宗主与藩属的关系，直截接壤最容易产生摩擦，处理好矛盾才是关键所在，宋朝既激叛了李继迁，在军事上又措施失当，胡注指出：“宋朝李继迁之叛也，徙绥州吏民之半置平夏以为巢穴，盖银、夏之要地也”，此举最终导致了“宋朝西境尽秦、渭”的格局，胡三省语气之间明显不满。
　　其次，宋神宗时期永乐城之役几乎全军覆没。胡注特意引用《梦溪笔谈》，论弓弩文，针对沈括所谓“此皆近世教习所致，武备之盛，前古未有其比”，毫不假借地指斥道：“(沈)  括之论详矣，然用之则误国丧师，不知合变，是赵括之谈兵也”。胡三省不会不知道沈括的博洽，其深层原因即如陈垣所说：“括号称博物，元丰间知延州，奖励边人习射，得彻扎超乘者千余人。然夏人陷永乐，徐禧等败没，括不能救。”对沈括作为一方长帅，竟不能制止永乐城之败，胡三省痛心疾首，在他看来，永乐城在宋夏对峙中具有重要作用。
　　再次，元祐更化时期宋朝放弃米脂四寨。在是否放弃维州给吐蕃的问题上，唐代牛李二党各执一词，李德裕主利，主张取，牛僧儒主义，主张舍，司马光发表了“是牛非李”的议论。胡注说：“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对司马光当时决策表示理解的同情，此即胡氏所谓“观温公书此事，则元祐初弃米脂等四寨，知中国之力不足也”；但也委婉表示了不以为然，此即陈垣所谓：“温公是牛非李，身之言当时国论如此，明其后并不如此也。”
　　胡三省洞察到燕云地区的得失，直接关系到两宋三百年的历史命运，对其尤有切肤之痛，论述也最详尽深入。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作为换取儿皇帝的筹码，无疑是历史的罪人，胡注指出：“时幽州有备，契丹寇掠不得其志。契丹主西徙横帐，居捺刺泊，出寇云、朔之间。是后石敬瑭镇河东，因契丹部落近在云、应，遂资其兵力以取中国，而燕云十六州之地遂为北方引弓之民。”但胡氏认为这一罪责并不应由石晋独担，他分析了燕云诸州在军事地理上的不同地位，指出：“人皆以为石晋割十六州为北方自撤藩篙之始，余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汉建安丧乱，弃陉北之地，不害为魏、晋之强是也。若割燕、蓟、顺等州，则为失地险。然卢龙之险在营、平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险也久矣。”在他看来，西部雁门以北诸州之得失并非问题关键，东部燕、蓟诸州以及不属燕云十六州之内的营、平诸州之失控，才是要害所在。而营、平早在后梁之时就已经失险。另一处胡注引《金虏节要》重申了类似论点：“此数关(指燕山地区金坡关、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渝关)皆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一夫守之，可以当百。本朝复燕之役，若得诸关，则燕山之境可保。”在他看来，宜和年间的燕山之役，完全是一场儿戏，根本没有实力控扼“渝关之东即金人来路”，致使金军在灭辽以后就挥戈南下，上演了靖康之变的大悲剧。胡三省悲愤指出：“惟幽燕不可得而去，至于宣和，则举国以殉之矣。”
　　由于燕山地区的失控，先是契丹，其次女真，最后蒙古，都可以在华北大平原上长驱直入。在这种情势下，中原王朝能否有足够的战马，装备起强大的骑兵与之对抗，至关重要。胡三省特地注意了五代以至宋朝的马政，他在后唐“初置监牧，蕃息国马”下注曰：“丧乱以来，马政废矣，今复置监牧以蕃息之。然此时监牧必置于并、代之间，若河、陇诸州不能复盛唐之旧。”“但入宋以后，并、代为契丹控扼，河、陇受西夏阻隔，北宋战马来源大受影响，马政也并不卓有成效。及至南宋，只能从大理补充马匹，此即胡注所谓“今邕州南界有横山，其山横截江河，我朝置横山寨与买马场”。在胡氏眼里，宋代马政“不能复盛唐之旧”，也是不能成功抵御契丹、女真、蒙古骑兵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先是黄河，后是长江，分别成为中原王朝抵御契丹、女真与蒙古南牧的最后防线。对黄河防线，胡注指出：“是时凡缘(黄)河要津，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瀛、莫既入于北，辽人南寇，了无关山塘泺之阻，其兵可以径造河上，故不得不缘河为备也。””对长江防线，胡三省更是扼腕于襄阳失陷，最终使江防全线崩溃。
　　总之，在胡三省看来，“北不得燕、云，西不得河、鄯、灵、夏，宋人以为千古之恨。”由此造成两宋历史的大格局，其中固然有前结构的历史原因，也有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一方的外界条件，但宋朝当政者退缩忍让委屈求和，也是不可忽视的。《通鉴》，载李德裕赐三万斛粮食安抚回鹘，陈夷行反对“资盗粮”，德裕声称：“且使安静，万一天德军陷没，咎将谁归?”胡注深致不满：“李德裕之本计是也；至于此言，特以箝陈夷行之喙耳。若以用兵大势言之，固将不计一城得失也。此弊自唐及宋皆然，呜呼，可易言哉!”不言而喻，胡三省对两宋以岁币换和平的委屈退让之举，明确表示不以为然。
　　二、论北宋统一与制度建设
　　宋太祖重新统一了中原王朝，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其后奠定了有宋一代的基本制度。前者是政治史上的大转捩，后者是制度史上的大建设，胡注也都分别发表了史论。
　　对本朝太祖之所以能够完成统一大业，胡注有自己的分析。首先，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表象，胡三省把握到统一国家取代割据政权的历史合理性。十国之中不乏虐政残民的国君，胡注以羡余为例说，“羡余，唐之流弊也，至五季而愈甚”，就是那些割据者层层加码的结果。例如，“马氏自希范以来始加赋于境内”，“湖南之人，苦其主之虐政暴敛而求息肩于(南)唐”，相对宽明的南唐也成为他们的救星。而后蜀“孟昶不能以前蜀之亡国为鉴，乃引(前蜀宦者)王承休为比，以崇秩宦官，其国至宋而亡，晚矣。”对倒行逆施的南汉政权，胡氏尤其深恶痛绝，一再抨击。一则针对刘钅长驱人入五百米深海采珠说：“死于采珠者亦多矣，此我太祖皇帝所以罢(南汉)刘氏媚川都也”；再则针对刘钅长重用宦官，沉溺女宠说：“南汉终以宦官、女宠亡国，而南汉主所以能终其世者，以僻处海隅，而中国未有真主耳。”在全书结束处，还特别注明“至宋开宝四年而南汉亡”，表明这种政权被宋取代是历史的必然。
　　其次，胡三省发现，渴望有一个安定清明的统一政权，已是五代后期的人心所向。史载士人林省邹不满于闽主不恤其民，认定其国不能久长，就僧服北逃，与友人相约“会相见于上国”，胡注说：“时假号偏隅者以中原为上国。以余观之，林省邹亦非善士，有樊若水之志而不得遂其志耳。”南唐士人樊若水献渡江之策自灭家国，尽管胡三省对其人品极端鄙视，认为林省邹与他都非“善士”，但这条胡注也说明了中原上国的统一已有深厚广泛的民心基础。割据政权统治者的心态也颇能印证这种大趋势。即便是相对稳定的吴越国，钱氏也在期待有一个强大稳定的统一政权，胡注指出：“时中国率数年一易姓。钱镠之意，盖谓偏据一 隅，知以小事大而已。苟中国有主，则臣事之，其自兴自仆，吾不问也。”总之，晚唐五代长期割据战乱，不仅广大民众，连某些割据政权的统治者都期盼能有大略雄才出来完成统一大业。
　　在这一问题上，胡三省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圣人史观的窠臼。在史载唐明宗焚香祝祷“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时，他郑重其事地注道：“范仲淹曰：我太祖皇帝应期而生”；又在高平之战中赵匡胤战绩下注曰：“太祖皇帝自此肇基皇业”。当然，胡氏没有深陷圣人史观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而是实事求是指出了宋太祖之所以能实现统一的若干因素。
　　首先，胡三省最看重的是太祖善用人才。他在肯定周世宗善于识人才时说：“我朝太祖之重窦仪，事亦类此”，当宋太祖发现窦仪“有守”从此特别器重时，胡注推崇道：“太祖之识度，岂一时将帅所能及也”，同时强调：“太祖重窦仪，奇赵普，皆在潜跃之时，普自此为佐命元功”。他还提及赵匡胤在寿春之战中亲见牙将张琼之勇，“后太祖登极，遂以琼总侍卫亲兵”。
　　其次，胡三省基本肯定宋太祖统一方略的可行性。这一方略实际上是周世宗政策的延续，王朴在《平边策》里有充分的阐述。对此，胡注评论说：“是后世宗用兵以至宋朝削平诸国，皆如王朴之言”；但也遗憾点明：“惟幽燕不可得而去，至于宣和，则举国以殉之矣”。至于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部署，胡氏也颇首肯。史载楚王马殷部将不取荆南，理由是“四战之地，存之以为扦蔽”，胡注即说：“宋时赵韩王(即赵普)劝太祖缓取太原，意亦如此。”
　　胡三省认为，太祖立国，定都开封，主要出于经济的原因。他在晋高祖“以大梁舟车所会，便于漕运，建东京于汴州”之下，特别注明“自此历汉、周至宋，皆都于汴”，显然也认为北宋建都东京是迫不得已出自“便于漕运”的现实考虑。
　　胡三省在《通鉴注》中推许“温公拳拳于史之阙文，盖其所重者，制国用也”。实际上，胡注也同样重视事关国泰民安的朝章典制与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并借以传达了他对北宋制度的价值取向。
　　其一，对宋朝中枢制度的评价。首先，胡三省肯定宋代诏书的封驳制度，这一做法不仅能减少中央决策的偏颇失误，还能防止君权的恶性膨胀。胡注在宋文帝赐中诏下注道：“诏自中出，不经门下者，谓之中诏，今之手诏是也。”不难看出，所谓手诏就是不经中书、门下封驳的御笔，他对南宋后期这类手诏是十分反感的。其次，胡三省赞同宋太祖削弱相权的举措。在唐代程异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的史文下，胡注说“时宰相更日知印秉笔”。唐代固然如此，宋太祖为遏制开国宰相赵普的专断独行，开宝六年(973)也命今后参知政事与宰相轮番掌印押班，这条胡注似因此有感而发。对于分割宰相财权的三司使，他也表示首肯：“自宋熙宁以前，三司使位亚执政，专制国计，权任重矣。”再次，胡三省赞成对中央最高军事权的削夺与限制。他在后周张德永为殿前都点检下注道：“后周选骁勇之士充殿前诸班，始置殿前都点检于都指挥使之上。自宋太祖皇帝以殿前都点检登极，是后不复除授”， 对赵匡胤不设殿前都点检表示肯定。他还指出：后唐闵帝时，“朱弘昭、冯赟以枢密院宣易置诸镇，以至潞王之乱，虽成败不同，而枢密权重则有自来矣”。既然认为五代枢密权重，就不难推断，宋代对枢密院的权力制约，胡注也是认可的。
　　其二，对宋朝地方制度的评价。首先，胡三省对宋代撤罢节镇赞赏有加。宋太祖乾德元年(963)，钱昱以德化军节度使、本路安抚使兼知台州。其时还没有撤罢节镇，胡注感慨道：“台州小郡犹置节度，其他州郡从可知矣。”而在其他注中，他对宋代的努力表示赞赏。他一则支持宋代对节镇幕属官的限制：“唐采访、节度等使幕属有判官、有支使、有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等。宋朝始定制，书记、支使不得并置，有出身者为书记，无出身者为支使。”再则赞许宋代对节镇副职的裁抑：“唐诸使之属，判官位次副使，尽总府事。又节度使或出征，或入朝，或死而未有代，皆有知留后事，其后遂以节度留后为称；至我朝遂以留后为承宣使，资序未应建节者为之。”其次，胡三省对宋代路级的灵活建制深表赞成。例如其论制置使：“宋朝初不常置，掌经画边鄙军旅之事。政和中，熙、秦用兵，以内侍童贯为之。迄南渡之后，江、淮、荆、蜀皆置制置使，其任重矣。”除了对童贯以内侍出任深致不满，他对制置使的主导方面是首肯的。与此相类似，胡注还有“我朝随军转运使即其任”，“宋朝江淮发运使本此”，从语气推断，其肯定倾向也十分明确。
　　其三，对宋朝崇文国策的评价。首先，胡三省高度肯定了宋代言事制度。他在唐代知匦使下注曰：“宋朝改知匦使为理检使”。唐代知匦使主管匦院，宋代改为登闻院，后分为登闻检院与登闻鼓院，都隶属谏官系统，接受官吏士民无法投进的章表奏疏；还一度另置匦函，御史中丞任理检使，接受申辩上诉与机密上书。胡氏自然知道太祖誓碑，也明白不杀士大夫与言事人的誓约，与理检使等确保言事渠道畅通的做法，其根本用意是相通的。正因如此，胡注说：“天子杀谏臣，必亡其国”，自应视为他对宋太祖不杀言事人政策的一种赞扬。其次，胡三省中肯评说了宋代科举制度。他在后周设制科下有一条“此所谓制举”的长注，节录了当时的诏书，而七年以后宋太祖亲试制举三科，其做法乃至诏书行文，都与后周制举如出一辙。”因而胡注对后周制举的积极评价，诸如“黄衣草泽，并许应诏”，“文理俱优，人物爽秀”等等，实际上也折射出他对宋代科举制的基本态度。当然，胡注也冷静指出：“科举之设，乌足以尽天下之士哉”，这是其见解客观全面之处。再次，胡三省辩证分析了重文抑武政策。为宋代重文叫好，这是他的基本倾向。在唐代弘文馆的史文下，胡注曰：“即我朝之等文馆也”，不难体会其口气的自豪。然而他也认识到过度重文抑武，会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史载后晋武将李彦韬声称“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时，胡注不无感慨道：“呜呼!此等习气，自唐刘蒉已为文宗言之。李彦韬、史弘肇，当右武之世，张其气而奋其舌，以其人品，夫何足责，然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盍亦反其本矣!”他一方面指出蔑视文臣的做法，“非有国者之福”；另一方面也客观承认，“吾党亦有过焉”。在他看来，“反其本”才是正确的做法，即文官、武将应该各有其相应的地位与作用。
　　其四，对宋朝相关弊政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选官制度。胡三省在唐代奏用循资格时注道：“此即后魏崔亮之停年格，循而行之，至今犹然，才俊之士，老于常调者多矣。”从“至今犹然”可以读出他的忿然不满，这与他久沉下僚的经历也不无关系。另一处胡注的语气更为激烈：“选法之坏，至我宋极矣。吏部注拟，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之者一人，未至者一人，伺之者又一人；稍有美阙，伺之者又不特一人也，岂止逆用三年阙哉!”宋代选官制度确有循资磨勘之弊，而晚宋吏部注拟中待阙者甚至多达六七人，长达十余年，他的批判是有根据的。二是和籴制度。胡注在东魏丞相高欢悉运诸州和籴粟入邺城时注曰：“和籴以充军食，盖始于此。历唐至宋而民始不胜其病矣。”和籴名为和买，实为强购，当时人就啧有怨言，胡三省所言极是。
　　总之，通过对散布在《通鉴注》里相关史论的勾沉排比，我们不难发现胡三省对宋太祖完成统一大业的全面评价；而他以史学家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独到深刻的识见，深中肯綮地评论了宋代制度的利弊得失，更应引起后人的重视。
　　三、论南宋政局的曲折走向
　　一百五十年的南宋历史一波三折，最终亡于蒙元之手。胡三省生活在南宋晚年，对南宋政权怎么样一步步走入死地，自然有着刻骨铭心的关注。这里，就以胡注为依据，将南宋历史轨迹分为三个段落，来考察一下胡氏的史论。
　　其一，论偏安局面的不可逆转。
　　靖康之变后，金军北撤，宋高宗即位。其时，两河军民自发建立山水寨，抗击金军，保卫家国。胡三省认为其时事犹可为。他在后晋缘河巡检使粱进以乡社兵复取德州的史事下注道：“乡社兵，民兵也。时契丹寇掠，缘河之民，自备兵械，各随其乡，团结为社，以自保卫。契丹陷德州而北归，梁进乘其去而复取之。”毫无疑问，在他看来，既然后晋民兵能在契丹兵北撤后收复失地，建炎绍兴之际两河武装也完全能够恢复中原。他还在桓温北伐，司马昱“寇难宜平，时会宜接”的史事下注道：“谓是时中原豪杰相继来降，有恢复之会，宜应接之也。”此注显然也是针对建炎初年形势有感而发的。当时，义军武装相继投归东京留守宗泽麾下达数十万，希望高宗还都以号令抗金。但高宗一味“巡幸东南”，葬送了恢复中原的大好机会。胡注没有直接抨击宋高宗的史论，但一则说“古语有之：杀谏臣必亡其国。岂不信哉!”再则说：“天子杀谏臣，必亡其国。”不难发现，其中明显包含着愤懑于高宗杀陈东的成分。
　　在抗金诸大将中，胡三省似对吴玠最有好感。绍兴元年，金将没立郎君自凤翔攻箭筈关，吴蚧将其击退，著《通鉴释文》的史炤虽是蜀人，却不知箭筈乃关隘之名，他毫不客气地讥讽  “其孤陋寡闻”。他还说：“余尝谓兵之强弱，在将不在兵”，“宋自女真侵噬，吴玠兄弟画境而守蜀，东南以西路兵为天下最。夫岂借工于别路哉!”赞颂之意溢于言表。另在注及长洲县界皇天荡时，他特别说明“此皇天荡非真州大江中之皇天荡”，真州皇天荡即 韩世忠击败完颜宗弼(兀术)处，看来他对韩世忠与黄天荡之战也颇有好评。
　　由于炎兴之际一系列的抗金战争，而后的历史即如胡注所说，“来自高宗驻跸杭州，以杭州牙城为宫城”，在实际上宣告宋金对峙基本定局。其间固然有高宗个人的决策因素，但胡三省则看到了更深刻的原因。他在论东晋偏安时指出：“自古国于东南，率多自保之计，亦自量其力之不足以进也”，这又何尝不是在说南宋呢！同时，胡三省进一步认为，退守东南，只要“引咎责躬”，“与民更始”，未尝不是明智之举。胡注仍以东晋史事比拟道：“保江之说，此王导佐元帝之规摹。世之议者，讥其忘仇忍耻，置中原于度外。若以量时度力，保固本根言之，此策未为非也。至于引咎责躬，省其赋役，所谓善败不亡；诸葛孔明街亭丧师之后．正亦如是而已。”但高宗一味苟且偷安，毫不顾念：倘不思有为，连偏安也难久长。
　　其二，论南宋中期的政局风气。
　　胡三省认为，炎兴恢复良机一失，南宋偏安格局既定，南北对峙就难以逆转，再要收复中原，真是谈何容易。究其原因，首先是政治地缘的因素。他在东晋蔡谟以为恢复之事“殆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民以逞”下注道：“言必不能长驱以定中原，势须随所得之地分列屯戍，画境而守，疲民以逞其志也。一说，言人之才具各有分量，收复中原非当时人所能办也。经之营之过于其分量之外，则不能成功；丁壮苦征战，老弱困转输，疲民以逞而不能济也。”这段胡注显然也是针对南宋中期宋金形势有感而发的，隆兴北伐与开禧北伐的先后失败，无不证明了“经之营之过于其分量之外”，“疲民以逞而不能济也”。其次是南北民心的变化。史载晚唐中原之民因藩镇割据的习染，“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胡注怆然有感道：“呜呼!吾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对这段胡注，陈垣有精当的诠释：“当地方沦陷之初，人民皆有怀旧之念，久而久之，习与俱化，则有忘其本源者矣。东晋所以不能复西，南宋所以不能复北者此也。”也就是说，随着时世推移，习与俱化，南宋人安于现状，中原人忘其根本，恢复情结终将逐渐淡出。
　　而南宋中期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足以使偏安的君臣沉溺于奢靡，而不顾及安危。胡三省十分憎恶这一现象，他在南朝刘宋政权“侈丽之源，实先宫阃”的史事下注道：“呜呼!  我宋之将亡其习俗亦如此也，吾以是悲二宋之一辙也，呜呼!”两个“呜呼”饱含无限的悲愤。而南宋孝宗之后，光、宁、理、度四帝都非令君。胡注在评论唐文宗时说：“欲治人主不世出，人君初政，倘有一二-足以新民视听，天下之所望重矣，然卒无以副天下之望者，魏高贵乡公、晋怀帝、唐德宗、文宗是也。”表面上说前代事，感叹的却是本朝。光宗、宁宗初政时，也尚有“一二足以新民视听”，但却都以昏聩收场。而开禧北伐加剧了纸币信用危机，社会动荡也不可避免，对史载北魏钱轻，胡三省惊诧：“是时钱轻，南北皆然，岂天时邪!”无独有偶，从宋宁宗后期开始，南宋与北方的金朝也都发生了纸币贬值的狂潮，胡注“岂天时邪”应该也是有针对性的。
　　然而，面对着社会危机乃至亡国征兆，君主“卒无以副天下之望”，群臣也罕有良策。在隋代一份讨论突厥威胁而“明指出当时利病”的上书下，胡注毫不掩饰对现实的不满：“今  人多上书言时事，滕口说耳”，明确认为当时朝臣的奏议上疏多是言不及义的空口白说。南宋社会就在这种深度麻醉与慢性自杀中迎来了蒙古铁骑的最后一击。
　　其三，论南宋末年的宋元战争。
　　对宋元战争中南宋致命点，胡注在“降者皆言大粱无兵”下有一针见血的概括：“根本内虚，为敌所窥，所谓重战轻防，未有不败亡者也。”大梁虽指灭亡在即的后梁政权，但字面意思上也可以借指宋都开封，故而这条注文也应对宋朝而发。对于南宋抗击蒙元的战争，胡三省高度肯定彭大雅所开创的山城防御体系，他说：“我朝自绍定失蜀，彭大雅遂城渝为制府，支持四蜀且四十年。”在他看来，倘若能够在宋蒙战线上及早而全面地构筑这类防御体系，扭转“所谓重战轻防”的失误，也许战局还不至一败涂地。
　　对襄阳之战，胡注也有类似重防御的观点。史载南朝梁将韦睿击败北魏名将杨大眼的进攻，胡注沉痛指出：“比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连营而前，如韦睿之略，城犹可全，不至误国矣。呜呼，痛哉！”对襄阳之战，胡注直接提及的就有三条，毫无疑问，他认为这是决定南宋存亡的关键一战，对其失陷也最为扼腕。在他看来，此战失利，除了防御体系还有问题，朝廷未能及时救援更是罪不可恕。对此，他一则说：“呜呼，吾国之失襄阳，亦以水陆援断而诸将不进也!”再则说：“呜呼!比年襄阳之陷，得非援兵不进之罪也!”
　　在不援襄阳的问题上，贾似道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胡三省曾由廖莹中推荐给贾似道，德祐元年（1275），随贾似道“从军江上，言辄不用”，紧接着就是鲁港军溃，胡三省也“间道归乡里”。胡三省所言应即《江东十鉴》，元人说他“江上之策，不行于老奸”，其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陈垣怀疑也许就是汪立信的三策。这段经历反而让他对贾似道误国有了近距离的认识，在司马光引习凿齿史论“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谬之甚矣”下，胡氏斩钉截铁道：“呜呼，此贾相国之所以败也。”显然，他认为习凿齿的概括正是贾似道导致自己垮台，加速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他并不讳言自己与权相的那段过从，但在评价贾似道时，却毫不假贷，体现了历史学家的职业操守。
　　“腹里春秋纳云梦，案头今古起风雷”，这是元人袁桷对胡三省及其《通鉴注》的高度推崇。他的胸中翻腾着一部古今兴亡史，而笔下案头的《通鉴注》包孕着他对历史风云的全部见解。他就这样以一个爱国史家的良知与睿智，在《通鉴注》里展开其历史观的。他的宋史观，虽因注释体例的限制，不无支离破碎，但正如他所指出：“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通过努力的拼缀，后人还是不难管中窥豹的。胡三省说过：“夫因文见义，各有攸当，不可滞于一隅。学问思辨，圣人所以教人也，然圣人之所谓学问思辨，讵止此战!触类而长之，亦可以知学之无止法也。”这种“触类而长”的方法，对于研究胡注蕴含的其他思想，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