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学  张伟教授

　　胡三省(1230—1302)，  字景参，  一字身之，  号梅涧，  宋元之际台州府宁海人(今宁波市宁海县人)，  为深宁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登文天祥榜进士第，授泰和县尉，  因亲老未就。改任慈溪县尉，  因官刚正，得罪知府厉文翁而被劾罢官。不久，被举荐为江都丞。咸淳三年(1267)，  差充寿春府府学教授，  佐淮东幕府。旋即改奉议郎，  知江陵县。咸淳六年(1270)，  因丁母忧，  离任服丧。丧服既满，  改知怀宁县。咸淳十年(1274)，  差充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  升奉朝郎。恭帝德祐元年(1275)，  身为贾似道幕府，  胡三省随军江上，  屡陈政见，  但言辄不用。既而军溃，  间道归乡里。次年，元军破临安，南宋亡，  胡三省遂隐居不仕，  闭门著书，  以治史著称于世。
　　胡三省一生嗜学，  尤喜读《资治通鉴》。然《通鉴》文繁义博，  非有笺注之书，无以贯穿其原委，疏证其名物，故世有笺注《通鉴》之举。为《通鉴》作注，  始于北宋刘安世(1048—1125)。刘安世有《音义》  十卷，然世不传。南宋初，蜀人史炤用力十年，复作《释文》三十卷，其书虽存，然浅陋粗疏，不一而足。胡三省替《通鉴》作注，直接源于其父胡钥。胡钥“素笃史学”，  尤其对《资治通鉴》颇有研究。他认为《音义》、《释文》两书难惬人意，而海陵本《释文》题司马康撰，  与炤本大同小异，疑是伪托。他希望儿子三省来做广注和辩误工作。三省接受了父亲的教导。宝祐四年(1256)，他进士及第后，便“大肆其力于是书。游宦远外，率携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并仿陆德明《经典释文》体例，  为《资治通鉴广注》九十七卷；  并著《论》十篇，  略叙自周至五代之兴衰概要。咸淳六年(1270)，又在杭州撰成《雠校通鉴凡例》。德祐二年(1275)，元军克临安，浙东大乱，胡三省携家避难新昌。在颠沛流离之中，他的全部书稿散失殆尽，数年心血，付之东流。乱后返乡，  复购《通鉴》一书，  发愤重注，  并改体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  在寓居地甬上袁桷家中，  日夜抄稿。次年，  终于著成《资治通鉴音注》二百九十四卷。至元二十三年起(1286)，  他着力撰作《资治通鉴释文辩误》。是书专为驳正《释文》而作。当时，《释文》除有史炤本外，尚有托名司马康的海陵本及成都广都县费氏进修堂所刊龙爪本，  后两书大同小异，  皆蹈袭史炤本而来。胡氏恐其讹谬相传，  贻误后学，乃复作《通鉴释文辩误》十二卷。其例，“每条皆先举史炤之误，而海陵本、龙爪本与之同者，  则分注其下”，“二本与之同者，  则分注其下曰同，然后辩其非而归于是”。四库馆臣称其“援据精核，多足为读史者启发之助”，尤其是胡氏提出的“音训之学，因文见义，各有攸当，不可滞于一隅”及“晋、宋、齐、梁、陈之疆里，不可以释唐之疆里”之论，“足为千古注书之法，又不独为史炤一人而设矣”。
　　此外，胡三省还有《通鉴小学》一二卷、《竹素园稿》一百卷，今佚。
　　二
　　胡三省《通鉴注》(袁桷称《定注》)内容广泛而详尽，“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均有疏释。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训释文字。关于文字上的注释，即字音、文义、名物、典故、地理等方面的注文，在全部注释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胡注中价值最高、用力最勤的部分。这些注释，一般都能做到广引博征、穷波讨源。其中地理注最能反映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注书方法。凡《通鉴》中出现的民族、邻邦以及各类地名，大至郡国州县，小至乡戍聚邑、桥梁津渡，无不详为之注释。在这基础上，他总结出一套注书方法，即“凡注地理，须博考史籍，仍参考其地之四旁地名以为证据”，要“随事、随时考其建置、沿革、离合”。值得一提的是，胡注在强调广征博引的同时，十分注重亲身考察，反对妄下结论。《通鉴》卷二百五十载，唐懿宗咸通元年(860)，王式“合趋东、南两路军会于剡，辛卯，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对此，胡注提出了异议，注曰：“剡城东南临溪，西北负山，城中多凿井以引山泉，非绝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说耳。今浙东诸县皆无城，独剡县有城。”明末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甚为推崇，以为胡氏之地理注“搜剔几无余蕴”，他在编撰《读史方舆纪要》时，表示“尤所服膺，采辑尤备”。
　　2、辨正前人注释之误。胡三省在为《通鉴》作注过程中，对于前人注释之误，据理予以纠正，特别是对史炤的《释文》，更是逐一辩误。如《通鉴》卷三载，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张仪说越王曰：“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史炤《释文》曰：“渑池，赵邑。”胡氏辨之，曰：“赵与韩、魏接境，韩有野王、上党，魏有河东、河内，而渑池则秦地也。《汉地理志》，渑池县属弘农郡。赵安能越韩、魏而有弘农之渑池邪!”据此断言：“炤说非是。”对前四史旧注，胡三省同样也不盲从，疏误之处，每每予以刊正。如《通鉴》卷四十三载，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41)，“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南击交趾。”李贤注曰：“抚乐，县名，属九真郡。”胡三省认为，“九真郡未尝有扶乐县。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不实免，次年，封为扶乐乡侯。”因此，“扶乐乃乡名，非县名。”同时，他指出李贤之失，在于考之不详。胡三省之考订，旁敲侧击，推论合理，令人叹服。
　　3、辨正《通鉴》本身记事之误。胡三省从小酷爱《通鉴》，也十分推崇司马光的为人与治学态度，其学术思想深受司马光的影响，在《通鉴》胡注中，不少内容实际上是对司马光学术观点的继承和深入，然对《通鉴》本身记事之误却从不掩饰。《通鉴》卷二百一十四载，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门之险。”胡三省注曰：“参考新、旧《志》，乃是凿山开车路十八里，非漕渠也。”即便是《通鉴考异》，其态度也不例外。《通鉴》卷一百五十七载，武帝大同二年(536)，“魏秦州刺史万俟普与其子太宰洛、幽州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人奔东魏”。《考异》曰：“普降东魏事，《北齐书》、《帝纪》在三月甲午，《典略》在六月，《北史》、《齐纪》在六月甲午，《周书》《帝纪》、《北史》《魏纪》、《齐纪》在五月，今从之。”胡氏指出其抵牾之处：“按《考异》前既引《北齐书》《帝纪》，又引《北史》《齐纪》，不应《北史》《魏纪》之下复出《齐纪》，必有误。”这种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精神，确实值得后人学习。
　　4、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这方面的内容，在整个胡注中所占比例并不多，然其涉及面却十分广泛，有讴歌历史上明君良臣事迹的，有斥责统治者的残暴、虚伪和佞臣叛臣的，也有纠正史家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评价之欠妥之处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胡氏往往能根据当时的环境变化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通鉴》卷一百五十八载，武帝大同九年(543)，东魏高欢与西魏宇文泰战于邙山，结果欢胜。时陈元康等力主高欢乘胜追击，以为“舍而不追，必成后患”。然“欢不从”。事后，高欢懊悔不已，曰：“邙山之战，吾不用陈元康之言，留忠于汝(指高澄)，死不瞑目。”胡氏分析了当时双方力量，指出：“氓山之战，盖俱伤而两败，宇文泰虽力屈而循，高欢之气亦衰矣，安敢复深入乎!”因此，他认为高欢的后悔是多余的。其次，在考察历史人物和事件时，胡氏已认识到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例如，向以节俭著称的隋文帝，到了晚年却穷奢极欲。早在开皇十五年(595)，杨素为其建仁寿宫，文帝曾怒斥其“殚民力为离宫，结怨天下”。但四年后，他却“幸仁寿宫”。对此胡三省评论曰：“帝怒杨素而不加之罪，其后(指独孤皇后)喜则亦从而喜之，岂非奢侈之能移人，触境而动，至于流连而不知反，卒诒万世笑。”显然，胡三省注意到环境变化的作用。当然，他的这种思想认识，在注释典章制度、官制、地理的沿革上也有体现。由于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胡氏认为，人们做事立法必须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改变。再者，在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时，胡三省十分注意民心的向背，以为得民心者得天下。《通鉴》卷一百七十四载：“坚革宣帝苛酷之政，更为宽大，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奏而行之；躬履节俭，中外悦之。”他注曰：“贾谊曰：‘寒者利衤豆褐，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古之得天下，必先有以得天下之心，虽奸雄挟数用术，不能外此也。”他曾明确指出：“天下之势，但观人心向背何如耳。”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相反，他对鬼神迷信、符瑞之说多持否定态度。但需要指出的是，受时代的影响，他的思想中也有唯心的杂质，如在史评中，多有天命报应和休祥之论，甚至把“天人佑助”作为观察兴衰的依据。如他在论及南北朝史时，就说：“卢循之乱，刘裕冒风济江而风至。侯景之乱，纶济江而风起。岂天之欲亡梁邪?是以善观人之国者，必观天人佑助之际也。”这些，显然是胡三省思想中落后的地方。
　　作为一个南宋遗民，最使他悲痛的莫过于国亡。他在《通鉴》卷二十五中注曰：“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凄怆之情，跃然纸上。在注释过程中，他从来不用“前朝”、“赵宋”等词语，而是称“我宋”、“本朝”，在个别地方称“皇宋”、“吾国”，至死不愿承认元朝政府。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令人钦佩!
　　由于胡注详尽而具体，所注的范围又十分广泛，它使得《通鉴》一书异彩大放，而其本身也由于博大精深而成为一部史学巨著。它不仅成为人们阅读、研究《通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对研究隋唐以前历史的史学工作者也有广泛的参考价值。尤其可贵的是，他把史学评论广泛应用到注释之中，为史评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胡三省不愧为《通鉴》之功臣。毋庸讳言，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为巨著《通鉴》作注，其疏误之处也在所难免。正如胡三省本人所说：“古人注书，文约而义见；今吾所注，博则博矣，反之于约，有未能焉。”“前注之火，吾知之，我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因此，明清以来，已陆续有人为之补证。如陈景云《通鉴胡注举正》、钱大听《通鉴注辨证》等，都指出了胡氏考据失当之处。但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胡三省在史学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