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  李志庭教授

　　有这么一种说法：浙江杭州西湖的“龙井”又名“龙泉”。此说始于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资治通鉴》卷二六三记载钱镠属将徐绾反叛云：唐天复二年(902年)，钱镠自临安衣锦城返回杭州，“及龙泉，闻变，疾驱至城北。”胡三省注云：“龙泉即龙井，在杭州西南凤凰岭上，去城十五里”，此说既出，很为学者所接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杭州府风凰岭条也说：“风凰岭，府西十里，林壑极胜。龙井在其上，亦曰龙泉。钱镠自衣锦军还，至龙泉，闻其部将叛，据罗城，微服兼行，喻城夜入，是也”，清朝乾隆年间汪孟鋗撰《龙井闻见录》亦竭主此说《龙井闻见录》卷一)。自此以后，“龙泉”又名“龙泉”似成定论。近人也往往据此而说杭州西湖的龙井又名“龙泉”。
　　其实，钱镠当年所经之“龙泉”，与杭州西湖龙井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理由如下：
　　首先，“龙泉即龙井”之说与徐绾之变态势不符。据《吴越备史》卷一记载：天复二年(902年)秋七月，钱镠“亲巡衣锦城”。“八月丙戌(十三日)”，钱镠以将还杭州而亲飨将校，“徐绾即席间将谋，不利，惶惧，辞以疾。王恶之。即日命绾率所部先还。次日，王发自衣锦城，徐绾率兵已及府城，焚掠郛郭。左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以兵迎绾同叛。将及内城，王子传瑛(亦作元  )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绰、牙将陈为等发悬门以御之。王次龙泉，有驰来告叛者，王遂疾行。时，北郭城门牙将潘长与徐绾遇，斩首二百余级，绾退营于龙兴寺。王微服至德胜门。牙将周肃遣编将钟审以舟迎王。王遂沿江至内城东北，登城而入”于是亲自指挥守城平叛。由上述可知，徐绾之变始于城北，进而控制州城北部，尤其是州城西北部。位于杭州州城西北部、为徐绾“退营”所在的龙兴寺“广袤九里有奇”，钱镠的牙城最多也不过九里的范围([宋]陈随应《南渡行宫记》说“皇城九里”。)。可见徐绾势力之盛。在这样的态势之下，如果钱镠是在龙井得到事变的消息，而龙井与此时尚在钱传瑛控制着的杭州夹城南门(即龙山门，当在秦望山下)、牙城南门(即通越门)和夹城西南隅(即今清波门一带)的距离，要比到杭州郛郭城北(今夹城巷、德胜桥一带)差不多近一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钱镠怎么可能舍近就远，不在其子钱传瑛控制着的南门或西南隅入城，反而跑到徐绾叛军控制的郛郭城北去冒险呢?  “有驰来告叛者”，总不至于连这一基本态势都不报告吧。
　　第二，位于杭州西湖西南风凰岭上的龙井，为杭州一大名泉，因传说井中有龙，故名龙泓、龙井。但在胡三省之前，始终未见有“龙泉”之称。宋代秦少游《游龙井记》大谈龙井之玄妙，说是辩才法师“率其徒以浮屠法环而咒之，庶几有慰夫所谓龙者，俄有大鱼自泉中跃出，观者异焉，然后知井之有龙不谬”。四水潜夫《武林旧事》也把龙井说得神乎其神。但是都未曾提到有“龙泉”一名。南宋的杭州府志如《(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等，也都不说龙井还有“龙泉”之称。龙井的开发，据说最早是三国吴赤乌(238--251年)中，方士葛供炼丹于此。但是寺院建筑当以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兴建的“报国看经院”为最早(《龙井闻见录》卷二)，晚于徐绾之变47年。龙井的显名则要到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诗僧辩才居此以后。在此之前，龙井一带还是“深山乱石”的荒僻之所。再说龙井也不在衣锦城(今临安)至杭州的交通线上。真不明白钱镠以已经对徐绾“恶之”即产生怀疑的情况下，有什么理由要从临安经富阳或余杭，再翻山越岭先到龙井(由富阳到龙井需翻越九溪十八涧及杨梅岭，由余杭到龙井需翻越北高峰和天竺山或栖霞岭)而再进杭州?
　　第三，唐宋时期由临安到杭州的交通道路主要有南北两道：北道自临安经余杭，由杭州北门入杭州城；南道自临安经新城、富阳，由杭州南门入杭州城。根据《(咸淳)临安志)卷十九记载：北道陆路自临安至余杭45里(一作63里)，余杭至杭州城西45里，共计90里(或108里)，水路90里(其中20里陆路)；南道自临安至新城陆路115里，新城至杭州府城西南陆路133里，水路170里，共计陆路248里，水陆路相兼285里。南北两道陆路之比为2．76：1，水(陆)  路之比为3.1'7：1，远近相差相当悬殊。古代行军的日行程，汉代有“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之说(《汉书》卷七十《陈汤传》)。唐代为步骑70里。而徐绾事件中徐绾、钱镠的日程，根据前引《吴越备史》记载，亦即八月十三日徐绾离开衣锦城，十四日钱镠离开衣锦城，同是这一天，徐绾发动叛乱。《资治通鉴》作“丙戌，镠临飨诸将，……丁亥，命绾将所部兵先还杭州。及城外、纵兵焚掠。……  谬还，及龙泉，闻变”(《资治通鉴》卷二六三“丙戌”误作“甲戌”。)，徐绾起程日期比《吴越备史》晚一天，这可能是徐绾起程时辰较晚的缘故。但重要的是两者记载的徐绾叛乱日期相同。这说明无论是徐绾、还是钱镠，他们从衣锦城到杭州都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也说明他们所走的是北道，而非南道，而上龙井恰恰为南道所便。由此可知，钱谬自衣锦城还杭州，根本就没有上龙井。
　　第四，“龙泉”应是余杭龙泉寺一带。余杭龙泉寺创于唐咸通七年(866年)。《(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三《寺院》记载甚明：“灵源院，在(余杭)县东南一十三里安乐乡。旧名龙泉。咸通七年建。治平二年改今额。”并抄录了唐张承吉留题。此寺自元朝末年始毁。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重建。明人田艺蘅有《三月大尽日游龙泉灵源禅寺》诗，说明龙泉寺名虽在治平二年(1065年)已改为灵源院，但“龙泉”地名仍为人熟知。《吴越备史》作者钱俨(937——1003年)  在世时龙泉寺尚未改名。《资治通鉴》成书于元丰七年(1084年)，距改名仅19  年。作者当然知道余杭龙泉寺。故此处所说“龙泉”不可能另有他指。余杭龙泉寺，《(咸淳)临安志》同治六年补刊《西湖图》有明确标记，故址在今余杭县余杭镇东南仓前镇(因明初在此设置便名仓，故以为名)，仓前又有灵东之称。灵东之名即源于灵源院。其地濒临余杭塘河，为余杭至杭州交通必经之地。尤其是唐朝宝历二年(826年)余杭县令归珧“筑甬道通西北大路，高广径直百余里”(《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之后，这条道路成了杭州经余杭至独松关的交通要道，龙泉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更为显要。所以钱镠当年自衣锦城经余杭龙泉还杭州乃势所必然。而由此“疾驰”回杭，首先到达的只能是杭州北廓，这就是钱镠得到事变消息以后“疾驰至城北”谋求入城，而不在城南入城的原因。
　　综上所述，天复二年(902年)徐绾之变时钱镠所到的“龙泉”，系余杭龙泉无疑。胡三省注“龙泉”，完全忽视了当时徐绾、钱镠斗争双方的态势，完全忽视了衣锦城至杭州的交通形势、杭州西湖龙井开发的历史状况，以及余杭龙泉寺的存在。胡三省所谓“龙泉即龙井”之说只是臆测之词，不足为信，杭州西湖龙井在历史上未曾有“龙泉”之名。
　　此外还必须指出，唐末五代，杭州除了上述末加县、镇等行政建置界定的地名“龙泉”之外，《吴越备史》卷一广明元年(880)冬十二月条关于杭州始建“八都兵”的记载当中，还有“龙泉县曰凌文举”一条(《新唐书》卷186《周宝传》作“龙泉都，凌文举主之”，《资治通鉴》卷253作“余杭凌文举”，王明清《玉照新志》卷5作“余杭龙泉都，凌文举守之”)。日本学者佐竹靖野根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龙泉即龙井”说及《(咸淳)临安志》卷19“龙山市”的记载，认为龙山又名龙井山，即龙泉(参见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第二章第四节)。根据本文上述四条理由，佐竹此说同样不能成立。按照《资治通鉴》、《玉照新志》的记载，唐末杭州龙泉县(都)析置于余杭县(置废时间不得而知。又，初建“八都兵”时，一县一都，都将一般由本县籍人充任)，县(都)治所自在余杭县境。一县境内一般不会同时存两个“龙泉”地名。据此推测，唐末杭州龙泉县(都)之治所，当即上述钱镠由临安返回杭州时所途经之龙泉，即今余杭仑前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