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东美术馆、潘天寿纪念馆主办的“世纪经典——潘天寿”展览将于2003年1月25日至2003年3月23日在广东美术馆展出。这次展出的72件作品全部都是潘天寿纪念馆的藏品，几乎囊括了潘天寿先生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品，而且是潘天寿先生过世之后的第一次在广东地区展出，广东人对这批重要作品已经久违了40年！另外还展出30来件珍贵的生活图片。

1897年3月14日，出生于浙江宁海冠庄村。学名天授，字大颐，号阿寿，别署懒道人等，晚年常署雷婆头峰寿者。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受五年师范教育，得到名师经亨颐、李叔同、夏丐尊等的培育和熏陶。后结识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等著名前辈画家。吴昌硕厚爱对其有加。与诸闻韵、吴茀之、张振铎、张书旂等组织国画研究会——“白社”，主张以扬州画派的革新精神从事国画创作。所编《中国绘画史》修订本出版，并被收入“大学丛书”。曾参加五四学生爱国游行集会。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出任院长。“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迫害于1971年9月5日逝世。

潘天寿在20世纪中国文化面向全球化趋势之机，着力强化民族绘画特点，高扬中国文化精神，追求学养、人品、画品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开拓创新出别具气象的新格局。他们在种种坎坷面前表现出来的目光远大和坚忍不拔，令后人肃然起敬；他创作的中国画精品借古开今，光彩照人，为世人惊羡叹服。

潘天寿沉雄博大、奇崛伟岸的中国画作品无可争辩地占据了这一段中国绘画史乃至世界绘画史的重要地位。他丰富的著述，诸如“高峰意识”、“不能做‘笨子孙’，也不能做‘洋奴隶’”、“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中国画要以特长取胜”、民族艺术“要扬长避短”等等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以后的中国画走向。他建立的中国画教学体系，人物、山水、花鸟分科教学，首创书法篆刻专业等等都实实在在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笔相当丰厚的历史遗产。

潘天寿绘画作品以大笔粗线为主，是“大写意”。纵观他的作品，其用笔既果断而强悍，又静练而有控制，具有雄健、刚直、凝练、老辣、生涩的特点。他深入体会和吸收了古人的笔墨精华，又溶入了强烈个性，尤其是在气势和力量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笔墨传统。潘天寿作画用大笔粗线，笔线有时宽达两寸，并且落笔很重，所谓“扬之高华，按之沉实”（黄宾虹语），气雄力坚，但雄健不是蛮横粗野，其中区别，就在于运笔过程中对提、按、使、转等等变化的把握与控制，《焦墨山水》中的用笔，除了鲜明强烈以外，给人的另一个突出感觉，是果断。在画面上可以看出，作者在作画时毫不犹豫，下笔速度很快，以中锋为主，提按顿挫，富于弹性，老辣苍劲，一气呵成。潘天寿用笔以方直为主，转折处往往成方形转角，弧线较少。这又是他用笔风格的重要特点。潘天寿的作品显得十分理性并带有现代感，处处匠心经营，不是草率下笔的。

作为一名真正坚守民族文化阵地同时具有开放心态的艺术家，潘天寿先生以一生的心血去关注国运、体恤民生，锲而不舍地探求中国画的复兴道路。先生对于中国画全盘西化论调中的“投降主义”实质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警觉性。他主张从中国画的内部去发现问题，而不应从外在因素来寻找妄自菲薄的借口。潘天寿先生认为中国画西化的道路是危险的，在对西方艺术风格和理念无条件的学习和照搬中，刻意地忽略甚至诋毁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最后的结局是取消了中国画的民族性，取消了文化个性，以至于“自觉”地消解了自身的传统，注销了中国画的“户籍”。

潘天寿先生正是从自己的文化立场出发，在振作民族精神的前提下，探索中国画在现代的表达。先生的作品吸纳了西方绘画中的构成规则，强化了笔墨的形式感、表现力和张力，创造了沉雄、奇崛、壮美的个人风格，追求东方式的崇高感——一种潜伏于万物中人格化的生命的尊严。这一宏大的生命感，正是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那种对生命的深刻体悟上，充满着东方式文人的悟性和睿智，这正是先生穷其一生探循的中国绘画精神的内在境界，是先生对中西绘画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之后的个人选择。潘天寿先生为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人化的角度，他的文化立场、民族精神和独立品格正是作为后来者表达诚挚敬意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