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县委宣传部

    当前，全县上下对于“宁海精神”的讨论，已逐步走向深入。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和各阶层群众都各抒己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许多颇具卓见的观点。有关部门还召开了座谈会，对“宁海精神”的条目进行了讨论。为配合这次大讨论，本文拟就“宁海精神”的人文基础和遴选原则等有关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供大家参考。

　　一、“宁海精神”的定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精神”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它是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但反过来又可以影响和作用于客观世界，这就是哲学中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原理。在现实生活中，“精神”这个概念又可以附着在人物、事件、地域等许多词汇之后，组合引申出种种不同的意义。有关人物的如“雷锋精神”、“白求恩精神”；事件的如“长征精神”、“两星一弹精神”；地域的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等。我们所说的“宁海精神”，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地域精神，是在宁海这块土地上形成的、具有独特形态的一种文化理念。这种文化理念，是通过宁海民众的历史活动来体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宁海精神”是通过宁海民众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体现出来的、共同的一种生存取向，是根植于历史、体现于现实、引导着未来的，相对稳定又相对独立的一种文化理念。
　　和任何地方的地域精神一样，“宁海精神”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特殊性，就是地方特色。这种特殊性反映在行为方式上，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处事方式等等，都具有区别于其他区域民众行为的一些特点；反映在心理素质上，如性格脾气、审美需求、价值取向、伦理道德等等，都与外地的民众不同。当年的鲁迅看到了柔石就会想起方孝孺，好像眼前的柔石就是当年方孝孺这副样子，实际上也看出了宁海人的这种特殊性。二是稳定性。地域精神这种东西，不同于一般性的思想观念。普通的时代延伸、历史进展和制度更易，都不能影响它的独立存在。它是沁透在人们潜在意识中的一种本能反射，是渗入遗传中的一种基因，因而它有强大的惯性力和守恒功能，不大容易在历史的流动中轻易改变。我们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道理。三是延续性。地域精神虽然具有上述两个特点，是特殊的、稳定的，但它在流动的历史中又是前后延续的，是承前启后的。我们的“宁海精神”，首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延续，是浙东古越民族精神的一种延续；其次，是宁海历史精神的一种延续，是胡三省、方孝孺、柔石等地方精英精神的一种延续。既然是延续，它必然是发展的。重大的历史变革和历史事件，进化的文明传递和理念更新，也都会使地域精神的宝库增添新的内容，甚至发生突发性的蜕变。如古代宁海人的“安土重迁”、“厌商畏远”等观念，就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受到荡涤，获得了新生。开拓创新、敢为人先、拼博商海的崭新精神已逐步养成。

　　二、“宁海精神”的形成原因。

　　地域精神的主体是地域的民众；地域精神的基础是地域民众的习性。所谓地域精神，就是地域民性中最优秀、最典型、最有特色的那部分精华。因此，地域精神的形成，总具有某个地域特定的自然环境或社会条件的。“宁海精神”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地理环境的影响。宁海地处东南沿海，背山面海，历史上交通闭塞，土地硗确，自然资源匮乏，灾害频繁，使宁海人比附近各县更艰苦。艰苦的条件，锻炼了宁海人吃苦耐劳、坚忍勇敢、淳厚俭朴的性格。再由于高山大壑那种峻伟气势的陶冶，瀚海巨浪那种博大时空的化育，使得宁海人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品格，那就是高山风骨，大海情怀。宁海人的那种硬气、耿直、刚正不阿精神，就好似高山巨石，巉岩峭壁；宁海人的那种憨厚、诚朴、热情坦白的性格，又好似深山厚土、大壑清潭。而宁海人的那种爽朗、豪迈的大气和勇气，又好似大海之宽广，云天之无际、汪洋之深远。大自然环境对于人格的薰陶，虽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但也是最基本的、最原始的力量。我们从生物的进化史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二是名人情操的影响。宁海历史上从五代一直到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名人是县令陈长官。这个宁海人的父母官，为了宁海人民能减免一些税收，冒着杀头之罪，直接向钱鏐王打报告，直至被抓、定罪、被杀。临死之前，他在狱中题诗表白，只要宁海人民能减税，自己被杀也心甘。多好的一个县令！他死了，宁海人的税收确实也减了，世世代代的宁海人就永远铭记着他的功德，并把他的那种忠耿正气奉为自己行为的典范。从那以后的宁海历史名人胡三省、方孝孺、柔石、孔墉等等，没有一个不崇拜他，也没有一个不是在这种正气的支撑中去成就名节的。当然，明代的方孝孺死得更壮烈，因而后世的影响也更大。这以后，宁海人的“硬气”精神薪火相传，受名人情操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三是种族民性的影响。浙江在历史上原属吴越之地，而主体民族为越族，就是春秋末期越王勾践的子民。这个民族历来刚毅果敢、尚武善战。直到三国时，吴国为平定越人的骚扰，前后花了７０多年的时间。自晋代、南北朝直到宋朝，由于中原汉人的大量南迁，大批越人被迫迁入了边境山区，被称为山越人。所以，浙江后期历史上的山民仍然勇猛，无论是宋代的方腊起义，明代的戚继光平倭，所招募的山野士兵，都可组成劲旅。著名的戚家军就是从义乌的山村中招募的。我们宁海人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是“山越人”民性的一种延续。四是时代潮流的影响。长期封建政治、农耕方式和闭塞的生存状态，是地域民性较难更新的重要原因。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时代的潮流冲击了陈旧的禁锢，地域民性也随之发生突变，地域精神当然也会增添新的成分。宁海人民的那种大局意识、团结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平等意识等等，都是在新时代、新环境中逐步形成的。虽然，和历史上的“宁海精神”比较，这些精神虽然还比较脆弱，比较稚嫩，但它代表了一种方向，一种前途，我们更应该给予呵护和培育，以催促其茁壮成长。

　　三、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

　　“地域精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这种抽象概念，是在观察和排比了诸多相同或相似类型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例之后，归纳和综合而形成的。在宁海的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通过这些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的解剖分析、归类、升华，我们就能窥见“宁海精神”的基本面貌。这些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就成为我们提炼“宁海精神”的人文基础，成为“宁海精神”词条遴选的主要依据。
　　由于宁海具有１７００多年的历史，典型人物较多，历史事例芜杂，我们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四大名人和八大事例供大家参照。四大名人是：胡三省、方孝孺、柔石、潘天寿。八大事例是：（１）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浙东教案；（２）土地革命时期的亭旁起义；（３）解放战争时期的山洋革命；（４）社会主义经济初创时期的堵港蓄淡。还有四大事件都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那就是：保护一方生态，开创两个基地（文具和模具两个工业生产基地），修建三百里海堤，发展廿万亩养殖。
　　对于四大历史人物的事迹，宁海人都比较了解，这里不再作介绍。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个人虽然从业各有不同，儒学、史学、文学、艺术各擅其能，但具有一种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品德上的刚正坦诚，事业上的执着追求，展现了宁海人那种朴中隐秀、弱中含刚的典型形象。至于近代史上发生的一些典型事例，许多人可能略知其事，而不了解其历史分量，这里略作介绍。“宁海浙东教案”指的就是王锡桐起义，是２０世纪初期发生在浙江的，反对帝国主义教会横行的民众自发斗争。在当时各地民众的反洋教斗争中，王锡桐起义的规模最大，参与民众最多，经历的时间最长，因而其影响面也最广。这次起义不但震动了浙江，更是触怒了法国帝国主义。他们立即派遣巴斯卡尔号巡洋舰直闯宁波港口，威逼清廷镇压。清廷赶快撤换浙江巡抚，调动宁台官兵，镇压起义队伍。刀光血火，国耻民愤，成为那时舆论的焦点，当时的《中外日报》、《浙江潮》、《汇报》、《杭州白话报》、《宁波小导报》、《东方杂志》等许多报刊都相继作了报道。直到当代，著名作家巴人还以这次起义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再一个事例就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亭旁起义”。亭旁，原是宁海西南的一个小镇（现属三门县）。早在１９２７年，中国共产党宁海临时县委就在这里组织农会，发动土地革命，并于翌年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震动了浙东，载入浙江的革命史册。“亭旁暴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发动的第一次农民武装起义，“亭旁区苏维埃政权”，也是浙江省在农村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虽然时间短暂，但其意义深远。我们可以说，宁海的革命历史悠久，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革命的火种就在这里点燃，并且延续不断。“山洋革命”这个历史事件，就是浙江革命史的后期延续。山洋革命根据地，在中共浙东工委的直接领导下，组建了浙东地方武装主力部队之一的“浙东四支队”，两次攻入天台城，一举解放三门县，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此后，还配合南下的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宁海县城和浙东沿海地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山洋革命根据地”，实际上就是浙东的“小四明山”。至于在新中国建立以后，７０年代的胡陈港堵港蓄淡工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建设、工业基地和海水养殖基地建设，新建三百里“海上长城”等重大举措，使宁海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先后跻身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和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的行列，功勋卓著，当代人有目共睹，这里就不展开阐述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我县人民群众中焕发出来的那种艰苦创业、拼搏奋进、扬长避短、争创一流的开拓精神，是新时代的宁海人民对历史上“宁海精神”的扬弃和发展，是我们宁海精神中最具活力、最有发展前途、最富积极意义的部分，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精心培育。

　　四、提炼“宁海精神”词条的原则要求。

　　“宁海精神”，是宁海国民人文质素的总和，是一种庞大而深邃的、承续而发展的、具有地域特点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从纵向来分析，就可将它解剖为历史上的“宁海精神”和当代的“宁海精神”两个层面；如果从横向来分析，又可以划分为正面的和负面的、主体的和局部的等等多个层面。由于“精神”本身是社会基础的一种反映，如果离开基础的参照，就无法评论其价值取向，无法判断其优劣长短，因此，我们在讨论“宁海精神”的过程中，不能离开历史的和时代的事实来评判，而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和取舍。举例说明，比如地方志在《民性特点》一节中记载，宁海人有“安土重迁、留恋家乡、畏远行、厌经商、忌当兵”等意识，这显然是历史和环境的原因造成的，而且在保守的农业经济时代，这种意识有利于地方农业的发展，未必就是一种缺陷；而在开放型的社会和工业化的时代，这当然是一种弊端，而且也必然为新的时代所遗弃，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又如发生在８０年代的宁海那股“倒会”经济怪风，使宁海民间产生了信任危机，真情和诚信受到了挑战。这种在经济转型时期发生的暂时性污染，是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劣根性的一种偶然萌发，它是一种瞬间的、局部的非正常现象，不能和宁海的主体民性混为一谈，更不能以此来玷污“宁海精神”的形象。根据以上提到的这种观点，我们建议在提炼“宁海精神”这一词条时，要把握以下两个方面的六个原则。

　　首先是在内容方面，要把握三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要做到历史性和时代性结合。因为“地域精神”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所以带上历史基形是必然的。但是由于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封建帝制的覆灭还没有让中华民族真正获得解放，只有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直起了腰杆；改革开放战略方针实施后，中国才真正开始强盛。近代和当代历史上的这几次重大变革，是东方雄狮的真正觉醒，民族精神的重新焕发，当然也是我们宁海人民精神面貌的一次飞跃。所以，我们在考察“宁海精神”的时候，一定注重历史性和时代性相结合，重视当代宁海人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宝贵精神的总结和培育，使之发扬光大。第二条原则是，要把广泛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一定要挖掘出“宁海精神”的特殊闪光点，特殊个性，使“宁海精神”不同于象山，不同于奉化，具有明显的、不可更易的宁海人的烙印。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在交通、信息高度发达和经济一体化的当代，各个地域的共性日增，而个性日减，地方特色很容易泯灭，大家所归结出来的“地域精神”，很可能是千人一面的克隆姐妹，那就不是什么“地域精神”，而是“时代精神”或“中华民族精神”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提炼和弘扬“地域精神”还有这个必要吗？第三条原则是，一定要把典型性和先进性结合起来。“地域精神”的提取，不同于地方民性的分析，它不仅需要真实性和典型性，而且更需要先进性。简而言之，这种精神必须是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使之能成为激发民众高尚精神的一种动力。因为我们挖掘、培育和弘扬“宁海精神”的目的，就是要开发地方的人文宝库，凝聚民众的奋斗力量，提高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力，为我县新一轮发展增添强大的动力能源。既然“地域精神”根植于历史，体现于现在，引导着将来，那么，我们在“地域精神”词条的遴选过程中，应该更侧重于现实需要和将来发展这个角度，让“宁海精神”成为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推动力，成为推动宁海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

　　其次，是在语言锤炼方面，也要把握以下三条原则。

    第一是，语义要准确，明白。唯有准确，才能达意；唯有明白，才能晓畅，两者偏一不可。因为“地域精神”创造和实践的主体是地方民众，所以在准确的前提下必须是通俗的、易懂的，不宜用深奥的或文言意味过重的词语来表达。第二是，语式要简洁，蕴涵，不宜过于冗长或繁琐，但又要言简意赅，有较广泛的包容量，能把整个精神的各个侧面都能涵盖得住，能发人思索，引人联想，留下回味。第三是，语音要流畅、响亮，不拗口，不闭塞，音节琅琅上口，流利畅达。如果“宁海精神”的词条能达到上面的这些要求，相信一定能受到全县上下的广泛欢迎，并且在宁海这块土地上广泛地、持久地留传下去，成为全县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