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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牧
怀念像一片云，有时会飘来逝去的某些年月；怀念像一阵雨，不经意又会洒落在心间；怀念还像一团雾，灰蒙蒙地笼罩着生命的偏僻角落，偶而透过几丝阳光，又照亮早已被遗忘的若干往事。
1960年8月底，一个薄云微阴的日子，我去长洋中学报到。那时候长洋属奉化，长洋中学叫奉化县第三中学。
1960年，经过反右、大跃进和反右倾，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杭州大学60届毕业生衣分三色，人分六等：第一等留校，第二等留杭州，第三等到宁波、温州、绍兴，第四等到县城，第五等到农村中学，第六等暂不予分配，去校办农场养猪；还有等外，即1957年戴了帽的。我在反右时似乎属中右，能列入第五等，也算不错了。
从奉化县城出发，车行一个半小时到达一处叫长洋的小村庄，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山，中间是蜿蜒长流的溪，公路依山傍溪穿过。村庄不大，只百来户人家，尽头处有几幢二层灰砖小洋房，大门前栽几排葱绿冬青，粉墙外有一道拱形石桥，那便是长洋中学了。学校创办人郭履洲先生是本村人，发迹不忘故土，出资建造校舍，以提携乡里，培育后昆。校名“正学”，取邑人明代大儒方孝孺的字，后来改作“奉化第三中学”，当地则称“长洋中学”，仿佛呼唤人的小名。那年月，学校、医院、商店、幼儿园大都编号，就是人太多，还没有被编号。
到校已是落日时分，受到校长、书记接见。他们早知道我的全部档案，热情握在手上，笑容写在脸上，寒暄几句就叫人带我去宿舍安顿。宿舍建在山坡，室内仅一床一桌一凳，但比大学里集体宿舍宽敞了许多。功课是早就排定了的，让我教高二与初三（1）班语文，每周十二课时。学校规模不大，高中三个班，初中六个班，没有图书馆、阅览室，更不用说田径场，作为完全中学只能说是小而不全。
山区太阳升起得晚，天黑得早，当地村民们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朴生活。邻里间听得见犬吠鸡鸣、小孩啼哭和夫妻吵架。广播喇叭挂在村口大树上，三四家杂货铺是全村的聚集点，邮政也由杂货铺代办，成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通路。学校还没有电灯，学生晚间自习挂煤气灯，教师办公则用煤油灯。静夜里，一灯似豆，万籁俱寂，翻看着书，听着不远处潺潺溪声与隐约犬吠，免不了想念家乡的老母和弟妹，想念大学的同窗好友，也算是消度长夜的唯一选择。学校那些年重视劳动教育，开学才一个半月，就放两周农忙假。农忙假结束，校长找我谈话：调我教高三语文，担任语文教研组长。校长俞世识，象山人，三十岁不到，却显得老成，为人正直，办事稳重，不拘言笑，事事处处以身作则，批评人不留情面，教师都有些怕他，对我却青眼有加。原任课教师王定鳌长我八九岁，几年前从宁波师专毕业。他向我移交工作时，脸上略显尴尬，心中却并无芥蒂，使我放下了忐忑不安心情。几年前闻说定鳌兄已经作古，他一辈子谨小慎微，背负传统道德，恪守做人本分，愿在天之灵安息。
从省城杭州突然发配到山区小村，环境和心境都有很大落差。早晚我都去溪边散步，漫无目的地走，困倦了便回来。可惜没有王维“行到水穷处，卧看云起时”的恬淡心情，更缺少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情趣，在当代要学古人那份超脱也是很难的。而人在寂寞无聊时总想做点什么，尤其是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肚子闲着，心可不能总闲着。后来的学雷锋、学毛选乃至抓阶级斗争，虽说出于政治目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补偿。白天杂乱无章地过去，晚间灯下，对着四壁孤影，听着窗外虫声，我百无聊赖地在备课簿上开垦出一片可以公开的绿洲，把每份教案都写成三五千字的分析文章，寄给宁波师专一个教研刊物。也许那时写文章的人少，几乎每期必登，看到熬夜写的文稿印刷成铅字，也算是给枯燥的心灵一份慰藉。
我栖居的宿舍是新盖简易房，月光从瓦楞里漏下，可以洒到床前，我才恍然感悟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表达之妙。有一天半夜下起大雨，雨水从屋顶从四角墙壁流下来，简直无处可以躲避，而屋外又是漆黑一片。无奈只好把一条新棉絮盖到帐顶，才免除这风雨一劫。蜷缩床上意念纷纭，默诵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至天亮。早上到办公室讲起，同事们传为笑柄，我却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天气渐渐冷了，粮食与副食品供应更趋紧张，这是一个极其难熬的冬天。山区学生都是自带口粮的，星期天回家带来准备吃一周的米，用陶罐到学校食堂蒸饭，有的不到三天便吃完了。那年月没有肉，也缺少油，人体所需要的“卡路里”全赖几两大米维持。男学生往往吃“双罐”（即一次蒸两罐饭），如果能吃到“双罐”，那便是欢天喜地过节了。我记得有一个叫王木根的学生，脸上总是笑嘻嘻的样子，他吃“双罐”是出了名的，每当吃了“双罐”，仿佛中了头奖。可是到了下半周，课堂里便不见他的踪影，原来他已拎着空空的米袋提前回家了。这样的学生每班都有，有的一去而不复返，成为“流生”。因此“留生”工作也就成了学校一件大事，每逢周末，教师都分头家访，千方百计动员学生返校。俞校长总是去最偏僻的山村，而我在一年里也差不多走遍这一带山山水水。长洋一带的青山绿水固然使人留恋，那里的人也朴实憨厚，可是生活实在太苦了，子女带米上学，父母只能糠菜充饥。
寒冬过去，春回大地，生活丝毫未见改善。只是高中毕业班学生添了新的动力，那是迎接一年一度的高考。虽说1959年后大学招生人数锐减，但对于农村学生仍是跳出“农门”唯一出路，高考成为他们今后“著皮鞋”、“穿草鞋”的分水岭，怎能不全力以赴？家长们东借西贷给子女创造机会，而学生则勒紧裤带也要奋力一搏，曾经“流生”的也回来了。当时奉化全县仅有四个班高中毕业生，为了提高升学率，县教育局决定在高考前一个月，考生都集中到奉化县城进行复习。按科举时代的说法，不是考秀才，而是考举人，一举录取便有了“吃皇粮”的待遇，有了做“城里人”的资格。全县200多名考生分两个大班授课，长洋中学在奉化县排名老三，只安排我一人担任语文与作文辅导教师，其他课程都由奉化一中、二中的教师担任。也许我在辅导教师中最年轻，课也讲得好，令人刮目相看，连我带去的学生也似乎脸上有光。那年高考放榜，长洋中学约有三分之一考生被录取，有几个还考上重点大学，按比例不比老牌学校奉化一中差多少。这对于一所才有首届高中毕业生的山区中学来说，无疑是破天荒的喜事，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还有三分之二未被录取，设身处地想想，他们将如何面对父母和乡亲父老呢！
亢奋过去，便归于平淡，甚至还有几丝悲凉。如一首电影插曲所唱：“山还是那座山呀，梁还是那道梁……只有那篱笆墙，影子那么长。”山区日照短，影子自然长不了。溪水中的那些卵石，原本是有棱有角的，长年累月也就磨平磨滑没有脾气了。好友给我来信，告知山外边的一些消息。也许是我在《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发表了几首小诗，据说温州师专曾来函调我去那里任写作教师，被宁波教育局卡住了。那时候全社会实行公有制，而人却是部门私有制，说不放就不放，孙悟空也没有办法。
1961年下半年行政区域变动，长洋所在地几个乡划归宁海。从历史上看，那里原来都一直是宁海地界，方言也与奉化不同。撰写《资治通鉴注》的明代著名学者胡三省是当地中胡人，清末农民暴动焚烧洋教堂的王锡桐是当地大里人，人杰地灵，历代都出名人。可我是外乡人，偶然客居于此，不知昨天的云为什么把我飘来这里，更不知明日的风向哪里吹。只有门前的清溪是我的知音，夜夜抱着它的响声入梦；只有教室里的学生是我的伙伴，日日听我唠叨。
生活寡淡无味，就像烧菜少放了盐；又像那时商店里的货架，稀稀朗朗的，这半年里只有两件事尚可一记：一件是“小秋收”到大里村挖金刚刺根，作粮食代用品。唐代张籍诗云：“岁暮锄犁傍空屋，呼儿登山收橡实。”金刚刺根磨成粉色白，与橡实相似，可以制饼垫饱肚子，只是有碍大便畅通，这饥荒岁月的味道我算是亲身领略了。记得当时住在学生王奕深家里，每天付一斤粮票，三四角菜金，伙食很可口，他父亲是木匠，一家人对我都很关照，不知现在他们可好否？另一件是去宁海中学听课，听完课座谈，我不知天高地厚发了一通议论，留下了“狂傲”的印象。年少气盛，本性难移，至今还改不了这一坏脾气。放寒假前，宁海教育局忽然下了一纸调令，调我去宁海中学，不知道是祸是福。1962年早春二月，我便去了宁海，跃龙山下的清溪比长洋宽阔许多，学校的条件也好了不少。那里有桃源桥，传承天台山刘阮故事，恍若仙境，还是柔石先生笔下芙蓉镇的模特儿，我真想筑一处能遮风挡雨的巢，终老于此。不料几年后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我成了宁海唯一的反动学术权威，第一个受到批斗。造化小儿作弄人，如果继续留在长洋，也许不至于有如此高规格待遇。
岁月悠悠，人生无常，一晃过去了将近50年。这些年我常去宁海，也到过深甽温泉，有两次乘车路过长洋，溪水少了，村庄似乎没有太大变化。怀念使人伤感，那些尘封的日子，我本不想再回忆，更不打算留下文字记录，小人物的经历原无关宏旨，付诸阙如没有什么不好。听说长洋中学将搬迁宁海梅林，需要留一份校史作纪念，经不住张晓方校长一再催促，匆忙中写下这些片断回忆，不知可以塞责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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