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亚飞

　　迟到的幸福，更见其幸福。

　　那是1977年的一个下午，我的高中班主任王寿长老师，忽而来找我：“好消息，好消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自1973年高中毕业后，就没见过王老师了，现在他特地到我代课的前童中学来找我，怕不真的有喜事？他笑着，笑得眼睛眯起来，嘴巴有点失去对称：“你们可以读大学了！”
　　我并没受到他多大的感染。上大学，太遥远的事。自我小学毕业，稍知世事以来，就知道进大学是靠推荐的，而推荐读书的滋味，回味起来，时时有种说不出的酸楚。我上高中，也是推荐的。为了能进高中读书，父亲带了我到公社，到区里，到初中，到高中，四处说理，八方求情，拖到第二年，才仗着读书成绩还好，好不容易进去的。上大学，当然比上高中更难了。
　　他见我有点疑虑，就做了一番解释。说是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了，他要恢复高考制度，将挪用准备印毛泽东选集的纸张，来印高考试卷，知识青年终于可以凭自己的实力上大学读书了。既然这样，当然要试一试。于是，我谢过了老师。
　　同校教书的年轻人有五个要报考，童可达老师非常热情，不断地给我们鼓励，打气。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我根本不知其轻重。报文科还是理科呢？人家说我写写还不错，那就文科吧。考中专还是大专呢？农村的孩子文化水平肯定不如城市的，说不定考不上。中专考不上还不如大学考不上好听些，那么就考大学试试吧。那年要考两次，先是参加宁波地区预试，通过的考生再参加省里复试。考生有应届生，也有历届生，甚至有十年前的毕业生；有高中毕业的，也有初中毕业的，甚至还有小学毕业的。原来十分关注的家庭成分，这次不怎么讲究了。地区预试我通过了，十天后将参加省里复试。我有点了解了自己，信心足了起来。母校组织全区考生进行复习指导，并印发了一些讲义，虽然纸张发黄，油印的字迹不很清晰，我们都如获至宝。我家到学校有十里路程，要走四五十分钟，我捧着书，边走边看，十天来回的路上，看完一本《成语小词典》、一本历史教材和一本地理教材。
　　为了复习，晚上我故意睡到亲戚的家里。他家几间旧房子没人住，静寂得连老鼠都不敢来。没有桌子，就倚在床头看书。我给自己定了作息时间：晚上十二点睡觉，早晨五点半起床。我在床前放了一盆冷水，一条毛巾，困了，就用冷水毛巾擦擦脸，一定挨到十二点。早晨五点半起床看书一小时，再去上班。那时已经说定了对象，复习的阶段，我的脚印在女朋友家绝迹了。
　　省里复试结束，我又获得通过。在前童公社的大街上，我们的名字用红纸张榜公布了。听说县里和区里都这样公布着，父亲高兴，特地跑到宁海和岔路去看红榜。高考成绩如何？不得而知，那年上头明确说过，高考成绩将作为国家一级机密保存，参加过评卷的孙老师和王老师说我考得不错。填写志愿了，上面说是志愿只作录取的参考，我爱古籍，填了个历史专业。不知什么原因，我落选了。到第二年三月间，接连做了两个梦，梦见自己被录取了。不久看到《宁波日报》上登出的扩大招收走读生的消息。那一天，我的入学通知书送到区里，童章海老师正在区里开会，会没开完，他就兴冲冲地跑到我家送通知来了。终于可以跳出农门了，我一家都高兴极了。我忙着转户口和粮食关系，但大队会计不同意：“急什么？”原来通知上写着报名地点和时间“待定”。我等，从三月等到四月，从四月等到五月，从五月等到六月。终于补充通知到了，说是六月十五日到宁波东胜路小学报到。
　　动身那天，我劝动了怕羞的女朋友，送我十里，到梁皇上车。初夏清晨，初升的太阳从身后照着，不时有阵阵清风吹来，拂动着路两边的树叶和豆苗。我和女朋友轮流挑着行李，脑里忽然闪出两句话：“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那年我二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