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家春

　　我的外祖父吴子桐，去世已经53年了。
　　外祖父是民国年间宁海的一代名人。他天资聪慧，才华出众，但命运多蹇，一生坎坎坷坷。所生子女四五人，不幸个个中途夭折。原配夫人本是名门闺秀，琴棋书画件件皆能，与外祖父情投意合，可惜也在中年撒手人寰，杳然而去。人生连遭丧子丧妻之灾，悲痛如何可言。我的母亲吴秀芝，是我外祖父的续弦所生。续配的外祖母，在抚养的众多子女中也仅存一子一女，所以视子女为掌上珠玑。夫妻恩爱，儿女绕膝，才使含痛多年的外祖父渐渐地抚平了心头的伤痕。机智幽默的外祖父又恢复了往常的欢笑，谈话中，常常引用一些历史典故来引人发笑。人们总是喜欢和这位谦和的吴先生闲谈，称道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每年正月十四，县里的城隍庙常常举行猜谜灯会。外祖父总是背着双手，夹在人群中观看，心照而不宣。待到夜阑人稀，一些深奥的字谜无人问津时，主持人才走上前来请吴先生“破壁”。他慢慢地踱步细看，指一只谜猜一只谜，每每一语中的，四周的观众惊诧不已，连称“奇才奇才”。外祖父幼年父母双亡，全靠族中宗亲抚养成人。他自幼灵敏，读书过目不忘，族人爱其才，辅以读完私塾。外祖父一生以教书为业，金竹岭祖居的中堂上立有“敦行堂”金字匾额，还自署书房之名为“颂芳书屋”。他早年在县城和外地的私塾讲授童蒙读物和四书五经，新学兴起后，任教缑南小学，32岁担任该校校长，执教凡50年。他教诲学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当代宁海的一些名人，如潘天寿、季太才等，都曾受过他的启蒙。外祖父多才多艺，除精通经籍外，还擅绘画，工诗词，于书法篆刻造诣很深。当时县城的许多匾额，都出自他的手笔。著名画家潘天寿在校读书时，还曾追随我的外祖父学习书画篆刻。
　　潘天寿家在冠庄，读书时是住校生，暑假期间也不回家。因为学校里蚊子多，潘天寿常常躲在床铺的布帐内作画，雪白的布帐常被画得黑一块白一块的。有些老师以此当作笑话，但我的外祖父却很爱怜这个勤奋好学的少年。潘天寿非常感激这位校长，专门构思了一幅国画，上面画的是一个儿童仰望着一棵梧桐树，以“童子”和“梧桐”寓意我外祖父的字号，准备把这张画送给他。可惜这张画引发了几个道学先生的非议，认为寓意校长的名号是一种不恭行为，一时舆论哗然。虽然我的外祖父极力为之辩解，但潘天寿却遭受了心灵创伤，决心离校。后来，在我外祖父的帮助下转到了正学小学就读。
　　到了正学小学后，倔强的潘天寿仍以国画内容同样的题材刻了一枚印章，送给我的外祖父，以感激这位校长的知遇之恩。我的外祖父也珍藏着这颗印章，因为这里蕴藏着他们师生之间一段不寻常的情义。此后，潘天寿对我的外祖父一直怀有感恩与崇敬之情，解放以后，潘天寿当了浙江美术学院的院长，名声显赫，但回宁海探亲时，仍然恭恭敬敬地来看望我的外祖父，还特地买了一根精致的拐杖和一顶高档的礼帽送给他。
　　我的外祖父虽则出身贫寒，却是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子。在他当校长时，国民党政府为了拉拢知识分子，挽人劝说他加入国民党。外祖父笑着说：“我是个读书人，只想当个君子。古书上说‘君子不党’嘛，我就免了吧！”他还十分同情穷人，自己的薪水（实际上是米等粮食），大多施舍给穷苦人家，毫无私蓄。
　　按照当时的习惯，教书先生是不能亲自担肥料、干农活的，但外祖父不管这些，假日和星期天，他照样撸起长布衫、挽起裤管子，和女儿抬料到南门外壅田。过路的人都以惊异的目光看着他，他却目若无人。有的老师看不惯他的行为，跑到教育局去告状，说他这样做有损师道尊严，他也毫不介意，仍然我行我素。女儿长到入学年龄，如果依照封建礼教，女子是不能入校读书的。外祖父就演了一出“滑稽剧”，把他的女儿——我的母亲女扮男装，让她和其他男生一样，到孔庙里参拜孔夫子，在学校里读书。我的母亲读完高小考入师范，毕业后回到缑南小学任教，直至接替我外祖父的职位，担任缑南小学校长。
　　我外祖父平生受到最大的打击是失子之痛。解放前夕，外祖父常在外地兼课，不料留在家中的成年儿子被国民党长江部队抓走了。外祖父四处打听，仍是石沉大海，杳无消息。几代单丁的外祖父一下子垮了下来，从此沉默寡言，委靡不振，体力日衰。我的母亲为尽孝道，就长期伺候在他的身边。尽管在这种状态下，1949年解放后，外祖父受人之托，仍然强支病体，起而为宁海县人民政府书写“为人民服务”这块横额，悬挂在县政府门前许多年。
　　母亲在世时，常常给我们讲述外祖父的生平事迹，还自叹不能形成文字留诸后代为憾事。我们这些子女也疲于生活奔波，没有完成母亲的遗愿。现借报版一角，简述外祖父事略，以慰先慈母遗愿之万一，并藉以祭奠外祖父英灵。由于年代久远，文中所记事实恐有错讹，恳请知情先辈指正，不胜内心感激。
　　（文字整理：楼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