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久衡

　　每天晨练与晚散步，会有两次上白峤岭。每当我途经东门口的“加油站”和白峤岭脚的“汽车培训站”时，头脑里总会想起“车”与“路”来，让人久久难以平静。说起原因来，特简单：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对今昔“车况”与“路况”的感觉，着实太敏感、太鲜明、太强烈了。
　　看今朝，东门口这么个小小的加油站，一年四季、从早迄晚地在吞吐着各型汽车以及摩托车与拖拉机；它会让车们进的站来，吃饱喝足了汽油与柴油，而后欢快地上路，把客和货送向天南地北，为此丰富着人们的生活、繁荣着城乡的经济。
　　看今朝，白峤岭脚那么个小小培训站，整日地、赶早落黑地为有志学开车的人们，提供学习驾驶的平台。它让未来的司机们，在这里熟悉着汽车的性能，掌握起开车的本领，而后欢快地上路，为家乡的再发展贡献力量。
　　当今，确确实实是：大路通四方，汽车随处见，车手多的是，交通挺方便。
　　可一旦提起解放前与改革开放前，我们家乡的“车况”与“路况”，却着实令人汗颜。人们受制于“车”与“路”的情况，可说是比比皆是、随时随地可见。
　　解放前，宁城小北门外是有个“长途汽车站”的，每日里，有两班长途车通往奉化与宁波，仅此而已。客车，是极普通的；汽车路，则是窄窄的沙石路。可就是这么个“车与路”，到了四十年代初期，由于日寇侵占浙东各县后，宁海人为了自保，就自行毁去了汽车路（即每隔里许，掘出条深沟来，一段一段地直至西店），于是“车”也就在宁海绝了种。此一情况，持续到解放前夕才恢复通车。因为1947年春，我在宁中高中毕业后，曾往徐州探亲，我清楚地记得，出门时我是坐轿到奉化的，并无“长途”可乘。
　　解放后，我参加了工作。1951年秋，我有幸被县里选拔，与十余名运动员一起赴台州参加专区田径运动会。那时节往西，是无“车”可乘的。故此出门一趟，往返都得走七八十里路。
　　之后几年，“车况”与“路况”虽有所改善，可仍是不尽如人意的。这拿我的两番工作调动，就能看见端倪。如1956年，我从城关调到深甽学校工作，记得当时车只能乘至梅林，而梅林至深甽的那段路，还得靠双脚走去。到了1959年，我奉命又从北路调往东路长街。记得那年，我从城关乘车向东走，终点站却在胡陈。所以从胡陈去长街时，还得靠步行。
　　1960年后，长街车终于通了，可人们受制于“车与路”的现象远没有摆脱。因为当时校方规定：每周六下午的“政治学习”，人人都得参加；而周日夜的“工作会议”，全体老师又均得到会。试想，每日仅两个班次的客车（又无其他车可代步），城关人要回趟城，又谈何容易？！
　　那时节，受制于“车与路”的，又何止我一人。大凡从甲地到乙地办事的、或走亲访友的、或做点买卖的，他们都会深感交通的不便……
　　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才彻底改变了“车与路”的面貌。“路”，由沙石路而柏油路、水泥路，路底更坚实了，路面更开阔了。“车”，则五花八门、各式各样，越来越高档，越来越漂亮。
　　清晨，微风拂面，你不妨去淮河路、桃源路等处转转。那时，你定会惊喜地发现：停歇在街街巷巷的大小汽车，会使你目不暇接。
　　清晨，你也可去人民大道看看，一辆辆“黄的”会疾驰而过，一辆辆摩托车会疾驰而过，有时装有引擎的三轮车也会疾驰而过。试想，不是宽阔的、笔直的四车道供它们驰骋，那些司机、车手们能有如此这般地挥洒自如？！
　　呵，我们的时代也进入了快车道，日行千里地飞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