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家栓

    明初洪武年间，是我县继南宋之后的又一个人文鼎盛的黄金时代。

    元代的蒙古民族实施了残酷的阶级压迫，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南方汉人的地位均低于蒙古人，南人的才能无法施展。宁海多数有识之士或隐居山林或闭户读书，都不愿出仕。明太祖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一了中国，广招人才为国家所用。于是大批饱学之士从隐居的乡间走出，其喷薄之势不可挡，能人济济，为一时之盛。当时在国内著名的人物就有方克勤、詹鼎、叶伯巨、张纯诚、郭濬、王璞、许继、卢原质、方孝孺等人。他们大多都曾赢得朱元璋的青睐，或委以重任，或采纳其谋略，为百废待兴的明初社会作出了贡献。《明史》中有名字的宁海人就有八人，为历朝之最。其中方孝孺因其学识渊博、文章卓越、堪为一代名师而誉称为“读书种子”，宁海也因此被称作“读书种子之乡”。这是宁海人文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宁海的最高誉称。

    其实在方孝孺之前还有另一宁海人却为人淡忘了，其人不但学识和品质与方相媲美，而且也有一个闻名于世的雅号曰：“江南书布袋”。

    王俊华，名亻由，字俊华，元中期出生于宁海柘浦（今茶院)，从小嗜学成癖，遍览名家著作，元末隐居乡中，以执教为生。因其学渊品端，上门求教者往来不绝，往往是“屦满户外”(《光绪县志》)，读书人能以从其学为荣。明洪武七年(１３７４)被地方举荐入仕，分发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府学教授，既是主管一府教育之官员，又是府学中的主要教师。不久调任绍兴府教授。当时正是烽烟初熄之际，人心尚未稳定，百姓对教育不予重视。王俊华每到一地，均谆谆诱导，言文化之重要，知识之价值。视学子若自己子女，经常出俸禄资助家境困难学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人才为朝廷所用。
    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理论，星象变化能预兆人间的祸福，每年皇帝因偶而出现的天文异常现象而征召全国学者分析国家的吉凶，王俊华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和自己渊博的知识，旁征博引，发表了洋洋洒洒的论述。朱元璋听后十分佩服，曰：“好一个江南书布袋?选”于是“江南书布袋”称号由此而起，王俊华的名气大振，时人都知道有一个宁海人，他的脑子中装满了普天下的书本知识，这个称号比方孝孺的“读书种子”要早得多了。

    从年纪上讲，王俊华亦比方孝孺大得多，而且二人还有亲戚关系。方的表兄卢原质不但是王俊华得意的门生，而且还是他的女婿，就从这一点讲，方孝孺是他的晚辈。

    王俊华年轻在家教书时，同村一位同行叫葛诚夫的告诉他：桑洲有一叫卢原质的学生，特别颖慧，不但早早读熟了应试的全部经书，而且经常向他提出独到的问题，自己无法解答，只得辞归。其父卢思诚慕王俊华名气要请他继任塾师。王俊华亦知卢思诚是当地名士，欣然答应。卢原质则在他教导下，更加勤奋刻苦，学业与日俱增。王俊华亦十分喜爱这位品学俱优的少年，就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卢原质。结果，卢原质果然不负所望，在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高中一甲三名(探花)进士，是我县自参加科举考试以来的最高名次荣获者，人称“卢探花”。志书上都说卢原质的“学问大抵得力于方门多”，这句话最早的出处是王俊华说的，其实是作为岳父的一句谦词。当然卢与方孝孺系表兄弟，而其舅父方克勤在未仕前亦任过宁海教谕，方家对他学业上的帮助也是无可置疑的，但主要还是从小在其岳父的教导下和严格的要求下日积月累所形成的。

    王俊华被朱元璋提升为右春坊右赞善职务，这是专为皇太子设置的属官，负责太子的教习和咨询。但好景不长，后来朱元璋又要他编《洪武故事》一书，以此为自己的一生歌功颂德，王俊华不肯违背史实，秉笔直书，触犯了龙颜，臻于他的威望，没有治罪，只是免职还乡。王俊华后来就在家乡闲居，老于家中。

    而他的女婿卢原质先任翰林院编修，升太常寺少卿，后被贬到溧水担任县丞。在任地方官时，事事能以百姓为本，他的座右铭“宁以孤亢见黜，不忍厉民以媚世”，永远成为后代宁海为官者的榜样，尽管后来因方孝孺一案被牵累，全家遭难，但其高风亮节和才能为后人所敬仰和钦佩。当卢原质全家遭不幸的消息传到宁海时，王俊华十分悲痛。他含着老泪写下了纪念文章《太常卿卢生行略》，文中既有对卢原质少年时代好学的回忆，亦有对他高贵品质的颂扬，但更多的还是对女儿、女婿早逝的痛悼。其文声情并茂，溢于字里行间，如最后几句：“嗟乎?选人孰无死，可悲可悼，以及吾女，尤可悲也?选”其中饱含了多少亲情和悲伤。此文不但为研究卢原质的一生提供了翔实的材料，而且亦是王俊华至目前止发现的唯一一篇佳作，当引起后人的重视。明代著名学者戴冠曾对王俊华作过这样的评价：“自国家设教以来，文学行谊，无出俊华右者，真一时师儒之楷模也！”因此，对他的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有待当代人去发掘、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