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明月

    名人不是天生圣人。所谓名人，往往是某一方水土中孕育出来的精英，由于先天的优越或后天的努力而具有出众的才能，创造出令人瞩目的业绩，因而在相关的群体范围中留下名声。但名人毕竟是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性格特征是离不开当地民性的。所以，要分析宁海历史文化名人的性格特征，首先要分析一下宁海的民性。
　　关于宁海的民性，在１０年前出版的《宁海县志》中已经作了一些探索性的概括，在第二十三编的“习俗、宗教、方言”一章中，比较准确地把宁海人的民性特点概括为两句话：以勤劳、朴素、耿直、刚毅传世，然偏于保守、固执，亦显得强悍。具体而论，又将其归纳成四个特点：一是正直忠耿，重视节操；二是民性强悍，嫉恶如仇；三是热爱家乡，安土重迁；四是刻苦耐劳，坚忍不拔。
　　如果我们把握了宁海民性的这些特点，然后再考察宁海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迹，就不难发现，宁海历史文化名人的基本性格特征，完全是在宁海民性基础上的一种集中和升华，是宁海民性中的最优秀品质的提炼和闪光。这个闪光点就是本文要涉及的性格特征：忠义、刚烈、守操。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展示一下宁海历史文化名人的一些性格细节。
　　说到忠义，宁海人立刻就会想到方孝孺，想到这个死时年仅４５岁，却完全是一副老头模样的迂夫子。方孝孺被杀的缘由，宁海尽人皆知，这里不必赘述；而方孝孺固执地选择这条道路的缘由，这正是值得我们思索的。朱棣挥师南下，攻占金陵，惠帝焚死，百官投降，此时朱棣企图要拉拢方孝孺来笼络民心，这对方孝孺来说，是一个升官发财的极好机会，只要他轻而易举地写一篇草诏文章，就可以做大官，掌朝纲，紫袍玉带，前呼后拥，妻荣子贵。但这个怪人不要这些，而是选择了死，选择了灭十族之祸，这到底是为什么?芽这是因为宁海人忠义性格在支撑着他的信念，他认为命可以不要，但义不可不守。有人认为他这是忠于建文帝，其实不全是这样。应该说他所忠的是一种封建理念，忠的是一种人格标准。在他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中，恪守先王遗训，按照正统承袭，就是一种真理，一种正义，一种道德规范，这和我们现代人用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目光看待那时的历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为如此，方孝孺选择了后者，走上了忠义之路。
　　接下去值得一提的是孔墉和柔石。在宁海的历史上，如果方孝孺的现象是一种个别的行为，那就没有什么稀奇了，不值得议论了。但奇怪的是，在方孝孺的“悖时”行为之后，宁海仍然有许多人重蹈他的“覆辙”，重走他的挨斩道路。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墉。民国２７年（１９３８），当时的孔墉只不过是江苏连云港市的一个专署秘书。这时日本海陆空三军大举进犯连云港，专署的专员害怕了，逃之夭夭；保安司令见形势不妙，也溜之大吉，无影无踪。因为这些人知道，当时的连云港市只有保安部队，战斗力很弱，要以这支队伍去抵御日本的海陆空三军，无异于以卵击石，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就在这种情况下，上司授命孔墉担任这里的“护理专员”兼保安司令。谁都明白，这不是一个享福的美差，而是一具葬身的棺材，这一点，孔墉不会不知道。而且此时他要是逃命，也是可以逃得掉的。但在这时候，宁海民性中的那种忠义信念却把他缠住了，他痛恨日军的罪行，担忧人民的安危，也为了维护自己人格的完整，于是留下抗敌，结果死于沙场。至于柔石的迂劲，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是直接点了出来的。但鲁迅先生说到柔石的这种迂，是一种赞赏，一种敬仰，绝无任何鄙视色彩。我们可以推断，柔石要是不迂，也就不至于被杀。即使是在被捕之后，只要柔石实说了共产党秘密会议的实况，或者捅出了鲁迅先生的住址，或者写出了“自白”之类的悔过书，他不但不会死，也许还会赢得国民党政府的奖励。分析这几个历史名人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因为忠义这副品性，才使得他们显得迂；正是因为这种迂，才使他们在叛变和殉节的两难中选择了死亡；也正是因为这种高尚的选择，才使他们得以青史留名，万古传颂。现在有些人对于这种迂———特别是方孝孺的抗旨之迂略有微词，这对历史人物是一种苛求，是不甚客观的。
　　人们为了忠义，决心以死相殉，这虽然很难，但要是想明白了“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个道理，可能也会豁出去，或投水、或上吊，纵身一跃，两脚一蹬，刹那痛苦成全了名节，一了百了，折磨也不会太多。但要是在烈火或油锅面前，要是用割皮割肉的方式让你折磨而死，这就让一般人难以忍受了。在这种时候，宁海人的那股刚烈性子就显得宝贵了。比如说方孝孺之死。当朱棣威风赫赫地坐在九龙椅上，满朝文武穿红着紫分列两旁时，方孝孺却披麻带孝走进金殿，而且厉声痛骂着朱棣，这对朝廷来说，是一个何等尴尬的场面?选当朱棣问到“你难道不怕死吗”这句话时，方孝孺却反唇相讥说：“死有什么可怕?选孝孺殉节，死得其所，可怕的是死后被人唾骂，遗臭万年。”方孝孺的这句回答，着实刺激了朱棣。朱棣说，“你想死，没有那么容易。”接着，他拿练子宁作为示范死囚，用残酷的死法杀鸡儆猴，先割其舌头，后砍其双手，最后杀头并宣布灭其九族。但方孝孺没有被吓倒，反而激起了更高的骂声。第二天，朱棣又把铁铉抓到金殿，在方孝孺面前实施更加残酷的死刑，先割鼻子，后割耳朵，然后把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放在火上烤，烤了又塞进铁铉的嘴巴叫他吃，尔后把他活活丢进煎滚着的油锅中炸成焦炭……朱棣万万料想不到的是，杀人杀到这种残酷程度，仍然摧毁不了方孝孺的精神支柱，改变不了他的不屈立场。在整个过程中，方孝孺对朱棣的仇视有增无减，骂声越来越高。朱棣无奈，终于下定了灭十族的决心。为了折磨方孝孺，朱棣下令，每捉到一个方孝孺的亲人，就送到方孝孺面前让他痛心一回，再问一声是否悔过；行刑那天，也是先杀方孝孺的至亲，每杀一个，又问一次孝孺是否能够回心转意……方孝孺依然是铮铮铁骨，屹立于天地之间，浩浩正气充塞乎苍溟之内，坚贞不屈，直至殒命。这种亘古未有的壮烈场面，真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千古一人而已。
　　历史发展到近代，还有一个刚烈赴命的例子，那就是抗日志士孔墉。这个文弱书生在战斗中坠马被俘时，对着日军怒目裂眦，痛骂不止。日军为了逼供军情，先后用刺刀在他的胸部、腹部、头上猛刺，每刺一刀就逼问一句。孔墉是在身上喷血如注、口中骂声不息的情况下倒下去的。这个壮烈场面让躲着偷看到的百姓流泪不止。
　　上面所举的方孝孺和孔墉的被杀例子，充分显示了宁海历代文化名人的那种刚烈性格，这是宁海民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宁海历史文化名人的操守品格。应该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种忠义和刚烈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节操，而且是最高尚的节操。我这里想继续述说的是从清廉和自律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这是操守品质的另一个重要侧面。人活在社会上，总是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受到操守的考验。一是在国家、民族的政治动荡时期，人们的节操往往表现在敢否为国捐躯这一点上，这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说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二是在太平年代，又往往表现在为官是否清廉勤政，为民是否遵纪守法这些行为上，这就是所谓“富贵不能移其志，贫穷不能辱其身”。查阅一下有关资料，宁海士人在历史上当官的并不多，能当得长久的就更少。但就在那么一些少数的当官者之中，好像因贪婪而臭名昭著的一个也没有，大部分都是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清官。下面举几个典型的例子看看。一是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明初曾任山东济宁知府，在职三年，俸禄除吃用之外全部散发给百姓或存入官库，自己没有分文私蓄。平时不穿绸缎，一件棉布长袍要穿好几年。住处有墙缺，常用草席挡风。当时省府考绩，因清廉有政绩，被列为六府之首。二是石允常，明初任河南安察使司佥事。在职时清廉守操，弃官回家后身无分文，人称“石清潭”。三是西店人黄中，明成化年间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在职时于资财指不染尘，死后无蓄，人称其为“天下穷官”。四是长街大湖人胡献来，明天启年间任湖南岳州兵备，威名远扬，但归里时行李简约，百姓说他是“两袖清风，一副冰骨”。五是城南钱梦虎，清嘉庆时任广东碣石镇总兵，归家省亲时，村民以为粤省元戎返里，行李中必携珍宝，请求展囊观赏，谁知拿出来的是一条破被絮和一点食粮，使得村民们大为吃惊。
　　总而言之，宁海历史文化名人的性格特征，偏重于品格的完善，而忽视了智慧的运筹；重视了刚的一面，忽略了柔的一端，虽然值得敬仰，总感有些遗憾。因为这种品格往往使人站不高，看不远，有碧血丹心而无经纬大略，易守方寸而难驾全局，所以历史上多忠耿之臣而无济世鸿才。当然，这也是受历史、地域、文化等条件限制而形成的，无法苛求。为了适应宁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我们的宣传、教育、公安司法部门、家庭以及整个社会，都应当重视人的素质教育，进一步弘扬宁海历史文化名人的优秀品格，铲除其劣性劣根，营造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氛围，为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而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