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艾村

　　方孝孺被夷十族的起因，是攻下南京后的燕王朱棣即帝位，想假借方孝孺的文才与名望来为他草拟登极诏书，说几句体面话，以掩盖自己兴兵夺位的篡逆行径。当时宫中大火，建文帝可能遇难，孝孺以重丧服和号啕大哭入殿。起始，朱棣曾一度降榻劝慰，并顾左右授笔札，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后人有记说，这时朱棣怒斥孝孺：“独不畏九族乎？”孝孺厉声以“便十族，奈我何！”相对抗，终致遭磔杀于市的惨刑，并被夷九族外再凑上门人的“十族”。但上述朱棣与孝孺这关于九族和十族的关键性的对话，不见于当时史籍，即修于康熙、雍正年间的《明史》亦不见载。已故的浙师大明史专家孙正容所作《新明纪》，亦仅在“建文四年丁丑（7月25日）”方孝孺文后“注”中作了“传方孝孺有‘便十族奈我何’语”这么一句。我孤陋，所见最早只有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中所记，该传在孝孺“死即死耳，诏不可草”句后，有“上大声谓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句，感到此说不如前说之合乎情理。我曾为此查考《辞海》、《辞源》和一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大辞典》中“九族”和“十族”的词条。对“九族”，均谓始见于《书·尧典》。汉代儒家有二说：一说即“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另一说“谓从自己算起，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为九族。”明清刑律，“九族以自己为本位，直系亲上推到高祖，下推至四世玄孙；旁系亲，则横推到三从兄弟，即以族兄弟、再从兄弟、堂兄弟、兄弟，同为高祖四世之孙”。又有“指九族为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已之同族。”而“十族”词目下三部辞书的释文，大意均为宗亲（九族）之外并及门人。所引典故，虽文字有详有略，但都同是《清诗别裁集》三一倪瑞璇《樊大舅客金陵有诗吊方正学先生墓予次其韵》：“碧血一区埋十族，青山千古护孤愤。”可见在方孝孺殉难前的中国文化史上，并无“十族”一词，朱棣当初以他的帝王之尊拿诛夷九族来胁迫方孝孺就范，是很自然的，因为古有典制，史亦不乏先例，但绝不可能凭空说出如崇祯县志上的“朕当灭汝十族”的话。而方孝孺为对抗篡位的朱棣这诛九族的胁迫，冲口说出“便十族奈我何！”这一激愤决绝的话，也是很可理解的。不幸他这一时愤激之语，竟成了“十族”一词的创作者，暴虐任性的朱棣，对方孝孺的刚正不阿极为恼怒，必真欲诛其所谓“十族”而后快，于是才不惜超越古制今律，挖空心思地拿孝孺的门人——生徒、弟子以至朋友来凑为“十族”而加以诛灭之。崇祯志方传作者，原意无疑是为了颂扬方孝孺，揭露朱棣的酷戾，但由于其文思的不严谨，效果却是反遭不实之嫌。记得1998年7月6日，承《宁海报》发了拙文《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中的瑕疵》，文中我考查出作传者对史事记述的几处不确，并指出他有为方孝孺作不切实际的敷衍和夸张的毛病。于今联想起来，感到凡作史志者，切忌感情用事，或迎合当时某方面人们的心理需求而虚与委蛇敷衍成篇，结果不仅不符历史真实，不足凭信，贻误后人，自己反因之授人以笑柄，甚至被讥为欺世盗名，有损人格尊严。这对于我们今天，仍不失有它的警示价值。
　　尽管上述朱棣与方孝孺关于九族和十族的对话未见于当时史籍，然而方氏被夷十族这一举国震惊的血的惨剧，是的确发生了的。据孙正容先生说：“当时连坐者，诸书均作八百七十三人，《备遗录》作八百四十七人。”要不然，后世不会有那么些书籍记载和诗文悼念了。那么，在我们宁海，被连坐的除方氏本族外，究竟还有哪些氏族呢？解放前，虽然盛传方正学先生的史迹和故事，但我就不曾听到哪位师长或老人指说过这方面的事。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参与筹建潘天寿故居中，为了搞清这一代艺术宗师的家世，好不容易借阅到为逃避“破四旧”而秘藏下来的潘氏宗谱，不意发现冠庄潘氏竟是当年被株连的九族之一。冠庄潘氏始祖克尧，字再一，元初由独山入赘冠庄陈氏，其孙池卿，娶方孝孺从姑小奴，致“靖难之变”（1402）中，“再一之孙，以方氏祸几尽”。及朱高炽即位（1425），放还建文诸臣戍边之外亲，遂有原戍开平卫（今内蒙古正蓝旗兆乃曼苏木一带）之潘氏五世孙贲“取粮南旋，奉母归里”，并请于官，“给还籍收之田二百石，宅一区”。自是安居勤业，人丁蕃衍。
　　潘天寿为潘氏十八世孙。数百年来，当城乡上下纪念方正学先生、盛传他的文才和人品史事之时，直接蒙罹夷族祸害的潘氏祖上，早已把这些作为“庭训”、“族规”和史乘来对待了。在“小书房”中，方孝孺的《深虑论》、《豫让论》，更是必须朝夕背诵之文。对潘氏史乘的这一发现，好似顿时让我获得了一把解读潘天寿的钥匙。家乡这么个特殊的文化环境，就是孕育潘天寿气质、风骨的摇篮。而18年后他离乡上省城求学，则是他开阔眼界，增长识见，使思想品格得到锤炼、升华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潘天寿毕生有“强其骨”的名言。他书艺上有骨法、教学上有骨说，其实这都是他本人风骨的艺术化、学术化，而他这可贵的风骨，最先都是宁海大地之母、方孝孺等先贤们的乳汁给濡养出来的。
　　今年春天，在友人处偶尔得见《赵氏宗谱》，不想又有个惊喜的发现：原来方孝孺有“嫡姑”名建奴，“适得顺时赵君”，因而亦为“正学先生以草诏事被祸灭及九族”之列，“赵氏殉难者一百八人”。因想被义士马子同犯难收拾投于“义井”的那些暴尸街头，无人敢于收瘗的尸骸中，许或就有赵氏的蒙难者。同时我又想起少年柔石在一幅方孝孺画像背面题上“永远保存”字样，并把它装上镜框悬挂在书房晨昏景仰的故事。早年，只以为那是因为他家住方祠前，父兄的商店在市门头大街上，从小较一般人更多地耳濡目染到方孝孺诸多纪念性建筑及其故事传说的影响所致而未加深究，现在才知这竟是一种浅薄。
　　宁海赵家曾是方氏九族之一，鲁迅先生未必了解，但他却为柔石说出了“这只要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然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这么一段名言，而作为宁海人的我们，对家乡的人文史事的荦荦大端，及其内在的精神气、影响力，以及柔石在青少年时期所形成的思想内核及其后的发展轨迹的了解，竟是那么肤浅，甚至连宗谱一类最基本的史乘都未能检阅，着实感到无限惭愧与遗憾。
　　前些年，我县普遍流行着一股修族谱风，可是我只在2003年1月6日《宁海报》上看到竺济法先生编修宁海《储氏大宗祠谱》后所写《方孝孺读书处与三官殿》一文中得知，宁海储氏亦因系方孝孺的九族之一而罹难的故事。而推想史实，被列为方氏九族以至十族而遭害的，相信远不止潘氏、赵氏与储氏这三族。因何未见再有报道或叙述呢？是其中某些“修谱先生”只知对所修氏族续牵“世系”的红线以敷衍塞责获取报酬，而对原谱中的诸多序、传、赞、世德、世略等文字未加细研，抑或本系“青光眼”视而不见之故？想来不觉令人倍添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