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大松

    编者按：爱国将领童保喧在反对袁世凯称帝、推进共和、浙江独立、反抗外侮等方面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今年８月２日是他诞生１２０周年，今特编发《童保喧在浙江独立中的地位和作用》和《纪念童上将保喧》两文以示纪念。

童保喧像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鄂军在武昌起义，向清皇朝打响了第一枪。此后各省纷纷相继独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分崩离析，从而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这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历史地位毋庸置疑。毛泽东同志作了准确的评价：“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的临时革命政府，并制订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这里有一点必须明确，辛亥革命是自武昌起义开始，各省独立，到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最后清帝宣统于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宣布退位这样一个全过程。其中各省的独立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武昌起义旗一举，满清政府立刻起用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统大军南下。九月初六滠口一役，革命军一败涂地，几乎不能再振。并且各独立省份，内部纠纷无法解决，保全本省尚无力量，要出兵北伐当然谈不到，因此形势岌岌，非常危险。幸得９月１３日上海宣布独立，下一天浙江又宣布独立，风声一播，才转移全国人心。”（见吴原《辛亥革命在浙江》，１９３６年１０月《越风》第二十二期）。可见，浙江的独立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浙江的独立，童保喧功不可没。
　　童保喧（１８８６—１９１９），字伯吹，我县前童村人。二十岁（１９０５年）入浙江讲武学堂，一年后，被选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１９０７年５月１２日，去沪途中结识吕公望、夏超等，并经吕公望介绍加入光复会，在上海女报社秋瑾处宣誓。保定军校毕业后，去天津陆军警察学堂宪兵警察科再学习。１９１０年毕业回浙江任陆军警察（宪兵）执事官，与浙江新军中朱瑞、顾乃斌、葛敬恩结交甚深，与吕公望、王桂林等光复成员一起领导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首先响应独立，嗣后陕西、山西、江西、云南、贵州等纷纷独立，浙江何去何从？上海方面于１０月１２日、２０日、２７日三次派人来联络发动，先后有陈其美、李燮和、姚勇忱、黄郛、蒋介石等人，在白云庵、吴山四景园、大狮巷童保喧宪兵队等处和浙江方面商议浙江独立大计。一次在顾乃斌家中开紧急会议，褚辅成、顾乃斌、俞炜、童保喧、葛敬恩、徐士镳、吴思豫、王桂林、韩绍荃、朱伟良、傅墨正等军警界人士参加，并推葛敬恩起草，决定攻击计划。推举由何人出任都督时，大家推三诿四，怕的是起义不成要人头落地。首推顾乃斌，顾说：“有人要告我的密，我不管。”问代表朱瑞来的俞炜，“朱瑞怎么样？”俞说：“朱近来身体不好，代了标统忙得转不过来。”请褚辅成，褚说：“最好推一位有实力的人，或请汤垫老（寿潜）来做也好。”吕公望呢？在这个紧要关头，把印信交给了童保喧管，自己去永康了。大家认为吕公望是负责联系抚台衙门的，忽然出走，不可思议。这样一来，不免大家心里感到不踏实，会议冷场。眼看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因无人领头就要流产。这时童保喧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站出来慷慨陈词，自告奋勇，愿当临时都督，起义成功后，即让出。顾乃斌说：“伯吹的话不错，我们不妨就请伯吹临时担任都督如何？”其余人即顺水推舟。最后议决：
　　（１）起义临时司令官童保喧，参谋官葛敬恩，黄凤之，徐聘耕，王萼４人。
　　（２）举褚辅成负责建设机关部，光复后政府机构设置及人选等政治组织工作。
　　（３）改原八十一标为起义军一标，朱瑞为司令官，陈国杰为副官，俞炜为参谋官。改原八十二标为二标，顾乃斌为司令官，傅孟、冯炽中为副官，吴恩豫为参谋官。
　　（４）约定起义日期为农历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之间（即阳历１１月３日至７日之间）。
　　（５）褚辅成提议，拥汤寿潜为浙江都督以资号召，通过后由褚负责接洽（摘自胡国枢著《辛亥革命在浙江》）。
　　这样童保喧成为临时总司令官。会议又决定在城站设立临时总司令部。起义各方分头准备，上海方面亦答应派敢死队相助，并帮助筹划经费、筹办军械，甚至连告示、印信、旗帜都一并筹办，一切完备，交庄之盘、庄正瑛、赵平之、蒋著卿携带来杭。
　　自各参谋侦察省城地点及旗营军装局后，遂在童保喧家开会，议定破坏占据之地点及方法。１３日夜，上海已光复，并已占据制造局，浙军同志闻信之后，各志士遂决定于次夜两点钟光复杭城。
　　１１月４日午夜，在童保喧的指挥下，周承菼率八十二标，在张伯岐、董梦姣、蒋介石、尹维峻敢死队的配合下，火烧抚署，活捉增韫；朱瑞率八十一标在王金发敢死队的配合下，占领军械局；葛政恩、周亚卫率陆军小学学员占领城站，控制交通；炮兵占领城隍山，攻打旗营。
　　１１月５日凌晨，杭城街头，白旗飘扬，全城街头巷尾遍贴浙江临时都督童保喧的安民告示：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都督顷起义师，共驱满虏，原为拯救同胞，革除暴政起见，惟兵戎之事，势难万全，如有毁及民房，俱当派员调查，酌予赔偿，以示体恤。查杭城内有积痞藉端抢米情事，以致扰乱治安，实属目无法纪。现在大局已定，本都督已传谕各米商，即日平价出售，以救民生而维秩序。自示之后，如再有滋扰，定为执法。且吾浙人民素明大义，如能互相劝诫，日进文明，尤本都督所厚望焉。为此出示晓谕，其各懔遵。特示。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九月十五日
　　光复杭州时浙江临时都督为童保喧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事后异议颇多。光复杭州时担任攻占抚署的二标先锋队官傅墨正在《辛亥革命杭州光复的回忆》中说：“都督人选，因时间匆促，前未决定，不料童保喧以个人名义，私刻印信，自任都督，遍贴安民布告，同志们见了他的布告，非常不满……”吕公望在《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中也说：“公望出差期间，童保喧以光复会木戳在手，发号施令，不假他人，兼又听了王桂林叙述各方联络经过情形，知人人情切向义，以为用不了多大力气，当可唾手而得省垣，于是心熏利禄，要趁公望未回杭前快着先鞭，预为夺功地步。乃不顾王桂林、傅其永、孔昭道之劝阻，急于九月十三日夜先行发动了”，又说童保喧当临时都督“舆情都指他沐猴而冠，太不识相”。
 这些非议，是不堪一驳的。事实是以童保喧为临时都督，起义时间定在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之间都是会议上作了决定的。因上海先行发动并已光复，才改定为１１月４日夜杭州起义，绝不是童保喧“自认都督”、自作主张、“预为夺功”。这些非议是傅、吕等不明事实真相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不好猜测。更何况起义之前不可能没有推定都督或临时都督，因为任何行动都必须有个发号施令者，特别是起义这样的大事。实际上起义时担任都督是冒杀头的风险，因为成功与否很难料定，一旦失败，枪打出头鸟，这个“都督”是首先要人头落地的，因此在会上老奸巨猾者推三诿四，事后却攻击童保喧“私刻印信，自任都督”。再说童保喧这时还只是个２５岁的青年，资历甚浅，如果自封都督，他们能听他的指挥而取得起义的胜利吗？
 是非自有公论，事实上这段公案在葛敬恩、范毓灵、张载阳、王桂林、夏超、屈映光等十八人所撰的《闽浙军援粤副司令浙军第一师师长童公行略》中已很清楚地说明了：“辛亥而武昌之义军起，是时长江下游望风景附所在谋响应，浙中志士亦群聚密议，故有所举动，特以四周皆为清守踌躇审慎或惧先发为戎首，公独挺膺犯难，愿为之率密部勒同志克期举事，一呼而集。于是全浙军警各界威服公毅力，公推为浙江临时都督，公发奋受任，一无诿首。约束军伍驰檄远近，不崇朝而秩序已复，廛市安然若无所事事。公见大势已定，即奉身告退，众挽留之，坚不可曰：吾年少望轻，向特虑成败不测，矢 愿以区区一身为国牺牲。今幸而告成，宜当推戴贤达，用招附全境，革新缔造，岂宜以后进而冒据高位。”
 不管怎么说，在浙江独立的起义中，童保喧为革命勇往直前，全不顾个人安危，更不是什么利禄熏心，成功之后，主动让贤，更显得他光明磊落，胸怀宽广。项雄霄在《辛亥革命在浙江》一文中指出：“童保喧在起义时的紧急情况下，见义勇为，不容退让，故即负责起指挥的重任。幸两日任务胜利完成了。迨各界人士集议推汤寿潜为都督时，童即让位于汤，其革命品德足可称道。”章太炎亦称赞他“少以干翮闻于军中，初举大义，君实为干魁”。
 在纪念童保喧诞生１２０周年之际，客观公正地评价他在浙江独立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十分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