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新闻网讯

　　讲述：杨朝煜
　　整理：记者 张即

　　听我母亲说，大姐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便开始没日没夜地啼哭。就这样，一直哭到6岁。大姐的哭闹让全家人都不得安宁，可我爷爷却说，这小孩儿倒是不比一般人，如果她命好的话，会比任何人都好，如果命苦，可能会比任何人都苦。爷爷是睿智的，他在大姐出生时，便像一位智者一般洞悉了她的一生。
　　等到大姐三岁的时候，我的母亲生下了我的二姐。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生女孩儿和生男孩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连生了两个女孩儿后，我奶奶的脸色真实地显示出了她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她总是会有意无意地跟我母亲抱怨些什么。那时的父亲虽然对我母亲再生女儿的事情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母亲知道，在曾经是一名军人的父亲的内心深处，他一直都想要一个儿子。二姐出生后，父亲的脾气变得比以前烦躁许多，一直爱哭的大姐不会察觉这些，她仍是哭闹。她一哭，便免不了要遭父亲的斥骂甚至是抽打了。

　　说来也是奇怪，等到6岁那年，一直哭闹不停的大姐，忽然变得安静了起来。她仿佛换了个人，总是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再也不哭闹。但和安静一起降临的是严重的口吃，大姐的舌头像被什么东西绑住了一般，结结巴巴的。伴随着大姐哭闹岁月的尘埃落定，家里也先后发生了几件大事。先是母亲的娘家奶奶去世，然后是我爷爷去世，再接着是我的外婆也跟着走了。外婆去世的时候正值农历六月，高温酷暑。而在她去世后的第六天，我的母亲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女儿——我的三姐。
　　六月正好是抢收抢种之季，农家的全部精力都投到了田里的那些粮食上。对于农村的人来说，地里的粮食承载了他们生活的所有希望。而此时，我三姐的降临人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我的母亲也自然受了冷落，别人生了孩子都有家里人陪，而身体疲惫的她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独自伤心。
　　一天中午，当母亲独自一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病房的门突然被推开了。母亲看见一张被晒得通红的小脸从门的夹缝中探出来，是个孩子。孩子看见自己，笑着冲自己喊了声姆妈。随后，孩子费力地推开门，从外面摇摇晃晃地走进来。母亲这才看见孩子瘦弱的胳膊上拎着两个大篮子，一边是鸡蛋，一边是红糖白面。
　　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大姐。
　　大姐结结巴巴地告诉妈妈，爸爸农活忙走不开，奶奶年纪大了，要在家带三岁的二姐，又要烧饭洗衣，也走不开。所以爸爸就让我挑着东西送到保健医院来服侍妈妈。爸爸告诉我，你一路向左转，碰到交叉路口，就问别人桃源桥下的妇幼保健医院怎么走。结果我就一路走，一路问，就找到这里来了。听着大姐的话，母亲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抚摸着大姐被篮子勒红了的手掌，竟说不出话来。她以为自己被遗忘了，但想不到6岁的女儿却依然惦记着自己。当时的妇保医院就在现在的城关医院。离我家有30多里路。母亲想象得出，一个6岁的有结巴的孩子，拎着那么沉的东西，在被太阳烤得滚烫的马路上一步一步走到这里，她要受多大的罪。

　　一转眼，大姐8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妈妈带着大姐到学校报了名。大姐太喜欢上学了。每天天还没亮，她就早早地起来收拾好书包，等着去上学。可是好景不长，才读了三个月，我的父亲就让大姐休学。父亲让她去生产队放牛，这样，每年可以赚到600工分。大姐想读书，不想去放牛，她是那么的喜欢学校里的生活。可父亲的狠心也是迫于无奈，家里人口太多，工分少，连肚子都填不饱，怎么还上得起学呢？大姐很懂事，她默默地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她将心爱的书本整理得整整齐齐，收藏了起来。她知道，她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读它们了。
　　光阴似箭，一转眼，五年又过去了。这五年里，母亲终于生了儿子，而且一生还是三个，其中就包括我。三儿三女，还有爸妈、奶奶，全家9口人，就全靠爸爸、大姐在生产队里挣工分艰难度日。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家里只有南瓜和红薯吃，偶尔有一顿白米饭，那就算过节了。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大姐16岁那年。那时国家的政策有所开放，允许农民拿着自产的东西到集市上去卖了。为了养家，在农闲季节，妈妈在家里学着孵绿豆芽，孵好了，大姐将这些翠绿的豆芽拿到集市上去卖。而勤劳的大姐也从姑姑家学会了做“黄蜡”（农村妇女做布鞋的用品），等到秋冬季节，大姐就拿着这些黄蜡走村串乡到各处去卖。那时，一市、岔路、前童一带的村庄，大姐几乎都走了个遍。大姐是个忠厚人，又热情，虽然口齿不利索，但大家都爱买她的东西。就这样，大姐走村串乡为我们这些兄弟姐妹挣下了过年的新衣服和糖果。

　　等到大姐18岁的时候，农村里开始实行分田到户的生产承包责任制了。我家人口多，分到了30石田地。村里也有不少人看笑话，说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一个正劳力也没有。原来在生产队还能混混日子，现在分田到户，一家人肯定要饿死了。每次听到这样的风凉话，大姐从来不会去反驳。她只是埋头打理自己的田地。每次收割抢种农忙之时，大姐便发动我们全家，起早摸黑地到地里干活。那时的大姐俨然成了一个生产队长，她把农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她一个人一天能种两亩田，一般的“正劳力”都比不过她。大姐是拼了命了，正是她的拼命，每年我们家都能赶在立秋之前完成“双抢”任务，而村里许多人家却只能拖到立秋后才能完成。那时还要“卖余粮”，要完成国家下达的2000斤粮食征购任务。“卖余粮”我们家也是最早完成的。每当自己家忙完了农活，大姐还跑到村里劳力少的人家去助工，帮别人她也那么拼命，而且不求回报。虽然大姐从不说什么，但我们都能看出，她这么拼命就是为我们家在村里人面前争气。
　　大姐只上了三个月的学，这也成了她心底最深的痛。所以她把上学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我们这些兄弟姐妹身上。她起早贪黑地干活，就是不想让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也因为家境上不起学。大姐时常跟我们说，我不可能再念书了，所以就让我跟着爸妈辛苦点，怎么说也不能让你们没学上。你们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好好读书。大姐的希望没有落空，二姐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送荐学校，成为一名中医师。三姐学习烹饪，成了一家饭店的厨师。而我也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后来几年，另外两个弟弟也相继考上了大学。这些成绩，除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凝聚了大姐的一片心血。

    为了多替父母分担困难，让弟弟妹妹读书，大姐到了30岁，才在别人的介绍下结了婚。结婚以后，大姐和大姐夫一直住在我父母家，一边照顾父母，一边照料着几十亩的田地。那时，我和弟弟妹妹都在外地工作求学。虽然负担很重，但大姐和大姐夫却将整个家操持得井井有条，不仅能维持日常生活，还有了一些积蓄。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一次全县性的倒会风波，却将大姐和大姐夫辛苦积攒下来的4万元钱给卷走了。而这4万元中有一半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当时有很多人以倒会为借口，推三阻四地不还钱，但大姐却做不到。她宁可自己吃苦，也不想欠别人人情，让别人记一辈子。于是，她和姐夫商定，变卖了家里的家当，将借来的钱一分不差地还光。大姐的做法，让村里的人都对我们家刮目相看。要知道，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才125元，2万元无疑是一笔巨款。
　　我大学毕业后，因为是特别优秀毕业生，被抽调到海军的一支潜水艇部队工作。那时，大姐的儿子刚满8岁，该上学了。大姐和大姐夫每天都要忙地里的活儿，根本没时间照料孩子，于是我就把8岁的外甥带到部队子弟学校就读。大姐逢人便说，我的兄弟真好，我的兄弟真好。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眼睛就忍不住湿润，为了支撑这个家，为了兄弟姐妹，大姐自己吃了多少苦，和大姐的付出相比，我又算做了什么呢？
　　现在，大姐已经46岁了。无论刮风下雨，每天，她都会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将地里种的蔬菜拉到集市上去卖。大姐骑在三轮车上，像虾一样地弓着背，在拥挤的道路上，艰难地将车一步一步往前蹬。每当我在路口看见正在骑三轮车的大姐时，我总是忍不住泪流满面。那时，我就只有一个心愿，愿大姐这样的好人一生平安。

　　后记：对于我大姐这一代的生活境遇，许多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村人会感到很熟悉。他们也像我大姐一样，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但对于很多80后，甚至90后出生的人来说，像大姐这一代人的生活经历则会显得陌生而不可理解，似乎那些故事只是存在于遥远的文字或者影像资料中，而不属于他们身边的父母，亲人。我们不能要求这些孩子也像我们这代人一样过得那样艰难，因为我们的艰难最终也是为了换来他们安逸舒适的生活。但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岁月，我们也要教孩子们认识那段岁月，他们的父辈曾是那样的生活着，那样真切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