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新闻网讯

　　◇麻万银

　　农历1944年7月30日深夜,天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狂风猛雨,山洪大作,村前溪水溢出溪岸,将没过龙潭桥桥顶。年仅五十一岁的父亲,从这桥顶跳入咆哮着张开血盆大口的溪水,离开了人间。

  　父亲去世时,我十岁，那时,我虽然不大懂事,但总觉得他的形象非常威严、刚毅、高大。

　　父亲很勤劳,生产劳动是能手。他身材高大,有使不完的力气。起五更,睡半夜,特别强调“三早抵一工”。春夏季节,早晨起来,先到地里劳动三四个小时,再回家吃早饭；晚上,借着月光在地里干活是常事。听堂伯说,父亲对作物的用地、选种、耕作、施肥管理、收获都很讲究,有经验。有些贫瘠的土地,到他手里几年后就成了沃土了。皇天不负有心人,所以他种的作物总是最好的,年年丰收。一个南瓜重三十多斤,二个番薯我挑不动。家庭副业呢?猪大、牛高、羊肥。当然也有贤惠母亲的配合打理之功劳。所以作为佃户的家庭,在我八岁前，生活过得还是不错的。

　　父亲热衷于公益事业。村里的老爷殿屋顶上的瓦片被台风吹翻了,他自掏腰包买瓦予以翻屋补漏；祠堂的栋梁霉烂了,到十多里路外的黄罗洋村去采购柏树梁柱。梁柱大而长,很重,需十几个人才能抬动。抬柱时,父亲指挥着,并处在最吃力位置上。因为父亲身材高大,当他站起来时,他前后几个人的肩膀就悬着了,所以父亲几乎是一人独扛一头的,可见他受到的压力之重,力气之大。我还记得父亲当时抬梁柱的情景:他穿着短裤,露出廊柱似的脚肚,汗流浃背,浑身上下没有一根布丝是干的。我童心花开,为父亲的威武、坚强有力而骄傲。

  　“踏道头”、“叶树脚”二个地方,是村里人饭前饭后集中打坐休闲的场所。每当暴雨过后,就被洪水冲得坑坑洼洼,满目疮痍。父亲就发动群众拣卵石,运细砂,把这二个地方修理得平平整整,光滑明亮的。看见溪中、路旁、山上有可用的长条石,他就挖好放着,不时地将它们捎带回来,在休闲场所上搭起许多石凳,让大家坐坐。所以村里人都说我父亲是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带头人。

　　父亲爱憎分明,教子严。村上有个霸道者,经常欺侮邻居的一个妇女,并追打其丈夫。群众怒而不敢言,唯我父亲走上前去,用大而铁钳似的双手牢牢地钳住他,使之嗷嗷叫,不敢动弹。村里人见了,无不拍手称快。然而,父亲对弱者却十分同情关心。每每要饭的人上门，父亲总是叮嘱母亲多给一点,并说“有钱舍施勿落空”。有一次,父亲竟把一个生病的乞丐留在家里,叫母亲伺候他一个星期,等他病情基本好转,才让他上路。许多人都佩服我父亲的正直善良，我也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却极为严格，绝不允许我们沾上一点不良习气,如抽烟,打麻将之类。有一次大哥参与用象棋子推排九,赢了十多个铜板,被父亲批评得抬不起头来,并一定要大哥把这几个铜板送还给输钱的人。还有一次,我贪玩,没去上学,跟堂哥去山上挖兰花。父亲说我不长进,就拉住我,脱去我的裤子,用蛮粗的竹枝在我的屁股上抽打,让我长记性。

　　我九岁那年,父亲生病了,大概患的是膀胱结石或尿道结石之类的病，开始时小便困难,后来下身红肿溃烂,尿撒不出,疼痛难忍。为生计,他仍劳作不息。夏天抗旱，为减轻下身磨擦疼痛,他脱光衣裤,裸体拗水（此处行人不多）。此后每当我想起此情此景，就潸然泪下。后来,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卧床不起,呻吟着,挣扎着……那时贫苦的农民是没条件也没办法治病的。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但大哥被征去当兵,二哥还要被抓壮丁。二哥东躲西藏,无法从事生产劳动,仅有的田地也荒芜了。家境悲惨,饥寒交迫。父亲绝望了。在临死前的一天,他拉着母亲的手,似乎有话要说,但终究没有说出来。他把我和大嫂叫到床前,吩咐大嫂改嫁（因为大哥在部队回不来）,叫我去当小和尚。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噙着眼泪,既严肃又无奈,语调悲哀。这天夜半,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第二天,我们寻找父亲,根据桥头上留着一只鞋为线索,顺溪而下,发现尸体搁在五六里外的沙滩上。天空上，笼罩着悲哀；溪滩下，惨不忍睹:父亲身上一根布丝都没有,头上有多处被撞击的窟窿,流着鲜血。我们呼天抢地,失声痛哭,泪如泉涌。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旧社会的血泪控诉。

　　身去音容存,品优昭儿孙。父亲去世虽已六十余载,但他的精神昭示着后人。解放前后,我们兄弟各自成了家。大哥以勤劳能干著称,在村里成了有头有脸的人;二哥一直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我在教育战线上默默地耕耘了四十多年,工作从不懈怠,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我一直想写点回忆,纪念父亲,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光阴如流水,自己不觉已进入古稀之年,如再不动笔,恐怕就来不及了。他年我若在另一个世界与父亲相遇,他定会不认我这个儿子的,故不得不写出这些拙陋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