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必高

　　父亲在今年正月初十深夜一时零二分，走完了他九十岁的人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共有七个子女（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一生坎坷艰难。
　　人说人生有三大悲剧：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三大悲剧，竟一起降临在我可怜的父亲身上。
　　父亲六岁时，我爷爷就去世了。
　　十一岁那年他就去做学徒，受尽苦难。
　　他三十九岁时，我母亲不幸病故，那时父亲七个子女中，除我大哥成年外，其他六个都未成年，我最小的妹妹出生只有三个月。千斤重担全压在我父亲一人身上，他既做爹又做娘，做里做外，艰难地把一个个儿女抚养成人。村上的老人常对我说：“你爹吃过的苦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一九七六年夏天，对我父亲最孝敬的大儿子，我们的大哥，他在舟山不幸病故，父亲他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之情难以形容。
　　可怜的父亲啊！我真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对您这么不公平？
　　天一次次塌下来，地一次次陷下去，父亲没有屈服，他坚强地顶了起来。
　　父亲不但意志坚强，而且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和抱负的人。
　　由于爷爷死得早，家里贫穷的父亲小时候根本进不了校门。解放后才上过几个月的夜校，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但他深知文化、知识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为此，在他成家立业时，他就下决心，不管自己多苦多累，一定让子女们都进学校读书，学文化知识。
　　一九五三年，我的大哥从宁海跃龙山师范毕业，成了解放后党培养的第一批人民教师，被分配到舟山定海县县城一所学校任教。我二哥毕业于本县茶山林校（该校在六十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停办）。我大姐读过早期的宁海卫生学校，三哥毕业于一市中学，我本人毕业于宁波师范学校。弟弟和妹妹也高中毕业。
　　父亲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愿望：让子女们都进了学校，学到文化知识。让他庆幸的是，文化知识又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
　　父亲不但有远见有抱负，还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我们一家全靠毛主席，全靠共产党，翻身决不能忘本”。我经常听到老父亲这样对我们说。
　　我大哥在舟山参加工作后，省吃俭用，每月都给家里寄钱，分担父亲身上的重担，照顾弟妹们的生活。一九五五年秋天，大哥来信向父亲表白：想去部队当兵。那时我们多么需要大哥赚钱照顾家里啊！但父亲想到儿子去部队当兵，是保卫国家，二话没说，就叫我二哥给大哥写了回信，同意他的请求。那一年我大哥离开了学校在舟山入了伍。
　　一九六O年，我二哥从茶山林校毕业后，回家帮助父亲干农活。对我父亲来讲，多了一个帮手。但没多久，政府在我们家乡开展征兵宣传，我二哥也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时蒋介石正鼓吹反攻大陆，村上的一些人听到“征兵”两字，都叫儿子躲得远远的，但我父亲非常支持我二哥的想法，他说：“现在国家需要用人，我的儿子不去部队，叫谁去？”那一年他又把我二哥送到了部队。
　　七十年代初，停了几年的征兵工作又恢复了，我的三哥初中毕业也到了入伍的年龄，我的父亲又把他送到人民解放军这个熔炉里锻炼。
　　我在到了入伍年龄时，父亲也送我去体检，由于我体检身体不合格，没有实现去部队这个愿望。
　　一九七四年，我弟弟从宁海高中毕业后，老父亲又把这个最小的儿子送到部队。他五个儿子，有四个是中共党员。国家是一个大的“家”，只有这个大“家”富强，那千千万万个小家才会有好日子过。我父亲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
　　可怜的父亲啊！你走了，我们这些不孝之子怎能忘记你的养育之恩，我们清楚地记得，在母亲去世后不久，有人劝说你再寻一个“搭档”，但你为了不让子女受“后娘”的气，竟独自承受苦难。
　　为了拉大我们，你吃尽了人间之苦。我清楚地记得，“公社化”时，你从食堂打来半小桶米粥，拿到家里用开水冲稀，一人一小碗后，桶子早已见底，你用勺子刮了刮桶边，放点盐水倒在碗上算是自己的晚餐；最困难的年代，你带我们上山刮树皮、挖草根，保住我们的命；为了让我们挨过一个个严冬，你每晚劳动回家时，又点起油灯，给我们缝补，而你自己在冬天还穿草鞋……这一幕幕，我们怎能忘记？
　　父亲你劳碌了一生，八十四岁高龄还在地里干农活。八十五岁那年你生了一场大病，我们兄弟姊妹们把你送到医院，你笑着对我们说：这是你头一次住院。病好后经我们多次劝说，总算住到县城一所敬老院，平安地生活了四年多。在敬老院里，有七十多年烟龄的你，为了不影响别人生活，竟戒了香烟。平时你总热心帮同住的老人买这买那……
　　父亲啊，从敬老院回家不到半年，你就卧病在床，虽经全力救治，但你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可怜的老父亲，你一路慢走，一路好走。